杨振宁：中国教育让学生走得太窄

    日前，杨振宁、吴良镛、冯其庸、欧阳中石4位已过耄耋之年的学界泰斗，戴着棉帽裹着大衣，在人搀扶下走进清华大学大礼堂，围坐一起纵论人生经历。

    4位大师年龄之和达到350岁，最长者是同为1922年出生的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与城市规划及建筑学家吴良镛，其次是1924年出生的红学家冯其庸和1926年出生的书法家欧阳中石。

    中国学生很少关注与自己研究领域无关的知识

    作为最长者，杨振宁首先回忆起2004年他在清华大学教授大一物理的日子。

    在那段时间，杨振宁接触了不少国内大学生。对比他在美国的学生，他发现，中国的大学生学得比较深入，也更为成熟。相比之下，美国至少有1/3的大一学生还处在一个不开窍的状态。他把这些归结于中国教育成功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这种“成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学生吸收新的方法和知识。

    杨振宁说起自己在美国的一段经历。美国一所研究性大学每周都要举办一场讲座，邀请学者就某一领域最新的题目进行讲解，这样的讲座并未赢得中国留学生的青睐，“原因是听不懂，不涉及自己的研究领域，和自己没关系。”这让杨振宁有些失望，因为有一些学科其他方向的前沿讲座他也听不懂，但一次没听懂没关系，杨振宁有个事后琢磨的习惯，过一段时间，再听其他人讲同一个题目，他便发现自己多懂了一些。

    他给这种方法起名叫渗透性学习法。在杨振宁看来，这正是中国大学生急需借鉴的一种方法。

    不过，这种渗透性学习法似乎与中国传统的教育思路相悖。杨振宁说，中国教育讲究的是专心把个人的研究方向搞清楚，不相关的东西就不管。“教育太过于偏重训导，导致学生太注重专一，不管闲事”，因此很难吸收新的知识和方法。

    “这容易让人走到太窄的方向。”杨振宁告诫现场学生，“窄”的眼界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来弥补，最为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不时到图书馆浏览，多读书，读好书。

    人文也要求真，不真何以善

    冯其庸痛斥当下不正的学风，“一些学术文章看着实在让人不放心，写得无理无据。今天的主题虽然是科学求真、人文求善、艺术求美，但是，人文也要求真，不真何以善？”

    他现身说法，向现场学子讲起自己考证玄奘法师从印度回中国路线的故事。

    冯其庸十去西域，三上帕米尔高原，只为反复考证这一路线，直到他83岁时，还坚持上海拔4900多米的高原。除了做学问，冯其庸还被人称为“探险家”，便缘于此。

    第八次去西域，当地领导以为冯其庸是来旅游的，便和他商量怎么活动。听到冯其庸说明来意，连忙婉拒称，“您年龄太大，路很难走的。”冯其庸说，“他们战士能走我为什么不能走？”对方看冯其庸不服继而说道，“路途非常颠簸。”如此一说，冯其庸更加来劲儿，“再怎么颠簸我也要去！”

    2007年，83岁高龄的冯其庸来到荒无人烟的一个地方，当地人说“这里没有路”，冯其庸说，“没有路也要走出路来。”在他的坚持下，当地人找到了一个牧羊人，顺着这位牧羊人指的小路，冯其庸找到了他在史料上看到的公主堡。但在距离公主堡不到1里的地方，囿于地形，机动车无法行驶。

    带队的当地人说，年轻人可以踩着石头过去。眼看着到跟前的发现又要化成泡影，冯其庸拉着牧羊人翻上马，“请扶我过去”。 

    强弩之末的专业会越走越窄

    当下的大学生在选择专业方面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学生也相应有了新的困扰：可选的多了，研究哪个才好？ 

    杨振宁十分看重这一问题。他说，研究生在刚入学的时候看不出太大的区别，经过几年以后再看，如若成绩上十分悬殊，“那一定是因为有的学生选择了一个正确的专业，有的则没有，而不是勤奋或聪明与否。”

    “正确的专业就是在读研究生阶段，以及此后的10年、15年社会上都将同步发展的某一领域。”杨振宁说，如果走到一个强弩之末的领域，就会越走越窄，进入一个没有意义的研究怪圈。

    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如何来判断哪个专业是有前途的。杨振宁建议：大学生在确立自己的研究方向之前，不妨先找一位对相关领域有足够经验的前辈聊聊，听取他们的一些劝告，再自行判断。

    在现场，杨振宁还教了学生一招。他告诉同学，如果在年轻的时候，发现自己对某些事情特别有兴趣，一定要去培养这个兴趣，以及相应能力的再发展。“因为，这很可能成为你将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

    杨振宁向同学们讲了一位物理学者出书的故事。一次，这位学者告诉杨振宁，在他20岁出头读物理专业的时候，就想要写爱因斯坦的传记，并时刻注意有关爱因斯坦的素材。到了上世纪70年代，这位学者放下物理研究，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些材料的整理中，完成了他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代表作《爱因斯坦传》，而他就是物理学家和物理史学家亚伯拉罕·派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