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后、70后、80后的青春书写

    对青春的书写，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的薄弱环节。恰恰是这个不大引人注意的缺失，使文学失去了大量读者。

    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价值观还是爱情观，无论是社会问题还是心理问题，青年是任何一个时代的风向标或晴雨表。但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文学中的青年形象和青春气息逐渐黯淡甚至消失了，一种中年的甚至暮气的味道开始弥漫，我们很难在文学中看到青春的身影。新世纪以来，青春形象基本上是在网络写作中完成的，但网络中的青春形象大多比较模糊。这与网络文学作者大都年轻，缺乏历史记忆有关。有趣的是，2011年的传统文学领域，“青春写作”再度风行，这个现象同时出现在60后、70后、80后的作家创作中。

    60后：集体的与个人的精神传记

    无论出生在哪个年代，写出好作品都非易事，特别是写出一代人独特体会的作品。在这个意义上，“右派”那代作家有他们的代表作，“知青”一代有他们的代表作。那么，孙涌智的《卡瓦》就可以被认为是这代人生活和精神传记的一部分。这是一部热情喷发激情四溢的小说，也是一首哀婉忧伤凭吊青春的挽歌。

    小说的主要人物孙浩然以及1968年出生的那一代人——杨步升、落雪以及高潮，上世纪90年代初期大学毕业后，经历20年岁月的磨炼洗礼，本身就是精彩的故事。他们这代人，赶上了高度物质化的时代，青春期转折与社会大调整带来的价值观念的混乱，使这代人一直处于没有文化地图的茫然中。人生的探索虽然带给了他们新的生命故事，带来了空前张扬的生命体验和实验场域，但代价如影随形。孙浩然这代青年毕竟不同于他的前辈高加林，高加林遭遇了“现代”受挫之后，还有一个退路——他可以回到乡村，回到那个被认为是“根”的地方。但是，到了孙浩然的时代，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社会转型早已超越了思想和文化层面，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体制的巨大变化。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现代性”。孙浩然这个倜傥风流的校园才子，写出过“现实如山，而我浪漫如云”的校园诗人，曾轻易地获得爱情。但他们遭遇的这个时代出了问题，男女主人公最终有了外遇背叛了爱情，尽管它曾“那样撕心裂肺”！这代人无“根”可寻，他们迅速成了时代的浪儿。

    当然，《卡瓦》不只是讲述“那场风花雪月的事”。他们那一代青年，首先面临的是“安身立命”的问题。当孙浩然和落雪一起为房子奋斗时，我们会感到那就是那个时代青年夫妇的生活，艰难却隐含着某种微茫的希望和幸福。但这一切很快就被滚滚红尘的市声所替代。无论成功还是失败，他们都在情感的泥淖里沉迷得太深太久。那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使这代人既像浪漫的骑士又像多情的骗子。应该说，《卡瓦》通过1968年生人的叙述，使这部小说具有了强烈的浪漫主义文学的气质：这当然不只是男女关系，更重要的是他们对理想精神的坚持。你浪漫如云，但现实如山。我们都知道，所有理想和浪漫的事物幻化为现实都是痛苦的。因此，《卡瓦》就是在这样一个悖论中，书写出了1968年生人在这个时代的成与败、喜与忧、困惑与迷茫的精神历程。

    如果说孙涌智记述的是一代人的精神履历，那么，津子围的《童年书》讲述的就是个人的精神传记。自传体小说《童年书》中的故事，记载和隐含的社会密码与文化记忆是我们感兴趣的。主人公讲述的故事发生在“八面通镇”上的“窄街”。“它处在黑龙江的东南部，离中苏边境不足一百公里，过了马桥河林场，就要检查边防通行证了。”它的时代是“中苏关系正紧张，‘深挖洞，广积粮’、‘反修防修’的条幅到处都是……我家也和很多家庭一样，在窗玻璃上贴‘米’字的纸条，以防玻璃被震碎了伤到人；在自己家的院子里挖了地窖，以防空袭。预防空袭的警报经常在大修厂的灰楼上响起来。这时，大家就把准备好的干粮和炒面背上，跟着前呼后拥的人群，向铁道旁的防空洞跑去”。这是一个极其简单和苍白的时代，留给我们的记忆几乎是相同的。物质生活极度贫困，精神生活极度贫乏。

    这种极度贫困，使无知的少年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他们开始是捡废品换钱买简单的零食，后来发展到去工厂偷生产物资，甚至毁坏变电器，这些情节都是真实的。另一方面，那又是一个极度道德化的时代。无论成人还是孩子，都对两性关系讳莫如深又兴致盎然。比如，大人和孩子对“姜破鞋”的议论、好奇、窥视和通奸；孩子对鸭子性交的审判，这种道德的两面性只能发生在那个年代。它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那个时代精神生活的贫乏状态。因此，《童年书》隐含着丰富的社会信息和密码。

    同时，它也记载着文化记忆。一般意义上，童年记忆会影响作家的一生。对津子围而言，《童年书》中最重要的记忆是“战争文化记忆”。一方面，这与叙述者讲述话语的年代有关。那个时代中苏关系紧张，战争叙事不断强化。这种战争文化一旦进入童年记忆，会激化成一种幻觉。比如，主人公希望原子战争真的打起来，为的是检验自己防原子弹卧倒的姿势正确与否；同时他坚定地认为：原子弹没什么可怕的，不过是纸老虎罢了。战争文化塑造了男孩子虚幻的“英雄主义精神”，并且渗透到了日常生活中。比如，窄街的伙伴们都被封了军队的职务，从“司令”开始，一直到侦察员、通讯兵。这种军事文化符号使童年生活有了满足感，但他们并不满足于口腔的快感，他们还要诉诸行动。比如他们经常打群架，经常有“血染的风采”。

    战争文化是20世纪最重要的文化，它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思想和社会发展历程。我们经常使用的“战线”、“堡垒”、“摧毁”等话语都是来自战争文化，甚至至今没有终结。这种文化使人的思想板结僵化，作为一种硬性文化，它成为一种进入、理解人的情感的障碍或屏障。这一点在《童年书》中有极为生动的表达。

    70后：流浪汉与话语狂欢

    张学东在40岁前完成了他的长篇小说《人脉》。《人脉》讲述时代弃儿“丹”独闯生活的故事，它是一部中国式“流浪汉小说”：许多年以前，孩子“丹”无意中发现了母亲在箱子底下深藏的一张黑白相片，那是一个军官模样的男人，军衣、马裤、战靴，腰带上还别着漂亮的手枪和战刀。他将照片带到学校，给同学传看，说那是他舅舅。直到灾难降临他才明白，照片上的人是他外公，一个已故国民党高级军官。照片引起了轩然大波，可怕的灾祸火焰般地燃烧。丹从此失去了父母，一夜间沦落为无家可归的流浪儿。故事的缘起并不令人意外，那是那个时代经常讲述的故事；它的讲述方法也司空见惯，一个流行多年的“马尔克斯语法”。但是，作为小说，它开启了讲述人物命运的另一种形式，即中国的“流浪汉小说”。

    小说展示了那个时代民间社会的世风世相。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一面是生机勃勃，一面是混乱还没有成为过去。于是，在“义”、“礼”、“情”、“仁”、“信”的提示下，我们既看到了没有完全泯灭的人性与良知，看到了青春和温情，也看到了暴力、血腥和扭曲的社会万象。张学东的《人脉》无意间写出了具有中国本土意义的“流浪汉”小说。这是对新世纪小说多样性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

    新世纪以后，虽然有很多青春文学，但是文学中的青春形象逐渐模糊，我们很难在这样的文学中识别当下的青春形象。但是我们不认为这只是一个文学形象谱系的承继问题，而是与当下中国现实以及当代作家对现实的感知有关。这些形象，与没有方向感和皈依感的时代密切相关。

    在这一文学背景下，我们读到了石一枫的“青春三部曲”。这三部作品分别是《红旗下的果儿》、《节节只爱声光电》和《恋恋北京》。三部作品没有情节故事的连续关系，各自成篇。但是，它们的内在情绪、外在姿态和所表达的与现实的关系上有内在的同一性。因此，我们将其称为“青春三部曲”。三部作品都与成长有关，与这一代的精神状况有关，不仅让我们有机会看到80后内心涌动的另一种情怀和情感方式，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代青年作家对浪漫主义文学资源的发掘和发展。

    80后：现实焦虑与时尚写作

    80后面临的现实问题，不仅是我们这代人不曾经历的，而且也是用我们的经验难以解决的。

    马小予通过她的《女记者》表达了她的焦虑或茫然。这是一部写小城市、小女子、小报记者杨小文的小日子的小说。庸常生活的无聊感贯穿小说始终，各种新闻事件的报道穿插其间，但并不重要，那些社会百态我们早已耳熟能详。这些只不过是题材所需，不得不借用的背景。小说真正的用意，还是马小予借题发挥对生活的态度、感受的表达。当然，与其说是写杨小文过的生活，毋宁说是她看到的生活更准确，她目光所及——父母、同学、同事、工作以及生活中的各种场景，并且她要投身其间，生活的琐屑、庸俗大都不堪入目。但是，这就是小城小报小记者的日常生活，这就是比真实的生活还要真实的对生活的感受，这里有一眼望穿的透彻。

    《女记者》跳动的文字或戏谑的笔法貌似神采飞扬，但文字内外透出的却是见怪不怪的“不过如此”的慨叹。

    但是，这就是今天大多数人的生活，久而久之，杨小文便也放下身段，经常投入地进入了角色。作为“小报记者”，杨小文不是“国际政治采访之母”的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没有采访过基辛格或邓小平的辉煌经历，没有让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追悔莫及地说“一生中最愚蠢的事就是接受法拉奇的采访”。她只能在社会新闻部“一天到晚火急火燎，哪儿火灾水灾死个人啥的便往哪跑”，写千篇一律的平庸新闻，“如同杂草，长在幽暗处”。

    《女记者》不是对一个小报女记者身份的万般感慨，而是要通过杨小文涉世未深的经历，表达她对当下生活某些方面的认识或揭示——无论我们如何描述这个时代，普通人过的还是寻常生活，无论它多么无聊，我们必须置身其间。因此，《女记者》与其说是一部多么深刻的小说，毋宁说它是对人生的一声悠长或无奈的喟叹。

    浙江是中国很富庶的地方，堪比天堂，但有趣的是，那里的文学却多有冷眼旁观或无聊的感叹。此前有吴玄的《陌生人》，把生活的无聊感写到了极致。

    纵观80后的写作，那里也有青春，也隐含着他们对青春的理解，他们的趣味、风尚以及价值观等。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他们塑造的属于他们这一代的、有代表性的青春形象。因此，要通过文学来认识、了解这一代青年是有问题的。

    2011年长篇小说创作当然不只是青春写作。这一年还有许多重要的长篇小说比如贾平凹的《古炉》、格非的《春尽江南》、王安忆的《天香》、葛水平的《裸地》、方方的《武昌城》、祝勇的《血朝廷》、裘山山的《我的爱情绽放如雪》等。这是需要另行撰文评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