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从“打捞乡村”开始

    熊培云的新作《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我关注已久，拿到书，就用自己的“读书法”来品读。

    平素读书，我喜欢两种方法：其一，纵向阅读，搜集同一作者的相关作品，从其“书写史”的角度出发；其二，横向阅读，搜集同一作品的相关书籍，从己“阅读史”的角度出发。

    读《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时，我专门从书架上抽出新旧几本书：莫言的《我的高密》、北岛的《城门开》、曹锦清的《如何研究中国》和郑大华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同时还回顾熊培云的“书写史”。他的目光从“国”（《思想国》）到“社会”（《重新发现社会》）再到“村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从宏观走向微观，从抽象走向具体，从星空走向土地，笔触从灵魂到灵魂居所。

    纵横交叉的阅读之旅，既有联想之魅，也不无跳跃之美。

    北岛在《城门开》中说：“我要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重建我的北京——用我的北京否认如今的北京。”熊培云则是在用文字重建一个乡村，重建他的小堡村——用他的小堡村否定如今的小堡村。

    正如托马斯·沃尔夫所说：“认识自己故乡的办法是离开它；寻找到故乡的办法，是到自己心中去找它，到自己的头脑中、自己的记忆中、自己的精神中以及到一个异乡去找它。”

    熊培云说，没有故乡的人寻找天堂，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这本书或许意味着，他仍在“天堂”与“故乡”之间游荡。

    他认为最真实最值得信赖的历史，不是在政治广场上的振臂一呼，不是某个主义的从此流行，不是一场血腥战争的名字，而是无数具体的小人物的具体命运。我所理解的，他是在提出一个“如何研究中国”的实验文本。

    因此，对熊培云提出的“保卫乡村”，我认为“打捞乡村”更妥帖。虽然数年前被提出的“底层沦陷”不无悲怆之感，但“记忆遗忘”或许更让人痛心。“保卫”是指面临改变，而“打捞”是指已然改变，熊培云的“乡村之旅”，我更愿意称为“打捞乡村”的公民自觉行动。

    那么，熊培云历时十年打捞出了什么？

    或许，印象深刻的是他故乡的“方尖碑”——两棵古树，一棵是立于村南晒场上的被人拐卖的古树，一棵是自家被伐走的枣树；以及重返故乡时他发现，他和同龄农村青年相似的刻骨铭心的童年，和史无记载、坊无流传的“布水寺大屠杀”。

    当然，被“打捞”出来的，远不止这些，熊培云的“雄心”是“打捞”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关注具体人的命运，认识脚下的土地，“谋求一个村庄乃至一个国家的改变”。

    恒心比雄心更重要。所以，可以看到，他从容地讲解着另一个我们所不知道的中国。在这里，有董时进，曾上书反对土改政策，组建中国农民党，被遗忘的“中国三农问题第一人”；有被称为“狗日的户口”的户籍戒严政策的前世今生；有影响一时的关于农民“李四喜思想”的大讨论；有在“真理大讨论”之前两年撰写过《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而被残忍杀害的赣南学生李九莲；有渐行渐远渐无影的近百年前高级知识分子晏阳初、梁漱溟、李景汉、陶行知等人“捧着一颗心来”的“回到农村”运动；有当年“日本佬”如蝗虫过境的民间叙事。

    费孝通曾感叹，“关注社会生态，而没有重点去关注社会心态”。我相信熊培云是明晓这一感喟的，因为在进入他构建的村庄史后，才发现，他“打捞”出更多的我们或许已熟悉而陌生的“追问”：城乡不平等的起源何在？无权无势者如何抵抗？为什么要有乡镇精神？地方如何记忆？

    如莫言所说，放眼世界文学史，大凡有独特风格的作家，都有自己的一个文学共和国。

    小堡村之于熊培云，不仅是“敝帚自珍”，更是在“诠释时代”。从“小堡村史”，到“中国乡村史”，再到“中国社会心态史”，从三个层面对乡村进行“打捞”。他所谓的写作方法层面的“三通主义”（事件上打通，地理上打通，理性和感性打通），其实就是一种“打捞”，超越时空隧道，超越乡村羁绊，探求乡村的秘密和农民的隐情，寻找真确的答案。

    十年砍柴说，《进城走了十八年》，或许这个时间足以达到目的地，而“回家”，却需一生的时光，都未必能抵达 。

    我们时而“身在异乡为异客”，时而“身在故乡为异客”，在“异乡”与“故乡”之间游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