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近日在长沙演讲,涉及中美教育的比较,据说被“标题党”概括为“北大校长称美国教育一塌糊涂”。而媒体26日纠正说,周其凤在演讲中只是认为,美国教育在培养合格的美国公民上很成功,但在培养世界公民上一塌糊涂。
美国教育有成功的地方,也有失败之处,这种“一分为二”具有哲学的高度。说其成功在培养合格的美国公民、失败在培养世界公民,大抵是国内很多人士的看法。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美国对内讲人权、行民主,对外推行强权政治。这种内外有别,应该是文化人格分裂使然,把它理解成教育的结果,也说得过去。
不过通过“正确认识”美国,来反观与确证中国教育的短长,得出“我们培养的人才能够懂得尊重人家,同时也会尊重自己”,却未必正确。如果美国的长处我们有了,美国的短处我们压根儿没有,我们的教育岂不是过于完美?揣摩周其凤校长的意思,他好像是说,我们培养的是合格的世界公民,在培养合格的国家公民方面,当然还要向美国学习。
但这在逻辑上说不通,因为合格的国家公民是合格的世界公民的前提,如果说我们做世界公民比做国家公民做得更好,这就很令人费解。所谓合格的国家公民,就是享受一定权利、承担相应义务的一国国民,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体。公民因为享有权利并且善尽义务,所以受到别人的尊重,并且是公权力的主人。在公民的身上,流淌着人道与理性的文化血液,这是公民成为世界公民的价值前提。如果有一群人,他们不受公权力待见,不懂得相互尊重,他们在对外交往中表现出来的很可能就是自卑,而非尊重人家。
按照周其凤校长的看法,美国在培养合格的美国公民上很成功,自然值得我们借鉴。目前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正在觉醒,国家也在致力于保障公民的各项权利。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是一个权利制约权力的过程,当然也涉及公民教育的课题。如果权力不受权利制约,所谓培育合格公民,说起来就有几分勉强。
在对外交往中,中国的儒家文化一向强调“王化”与“怀柔”,崇尚和平,但这算不算现代意义上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尊重”,仍然值得探讨。所谓“王化”,有几分文化中心主义色彩,当“王化”与异质文明相遇,未必就能避免冲突与战争。1793年,英使马嘎尔尼来华给乾隆祝寿,求与中国通商,中国一副“天朝上国” 的作派,给40多年后的鸦片战争埋下伏笔。主张“王化”,主张“怀柔”,就算是“合格的世界公民”了吗?
世界公民,意味着在世界事务上享有权利,并且承担义务。中国人作为世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目前尚在形塑中,而我们到底应当如何做世界公民,取决于世界对我们的需要和我们的自我定位。说我们已经是合格的世界公民了,现在言之尚早。而在争做合格的世界公民之前,我们首先应当把国家公民角色扮演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