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活着

    2011年11月28日，三菱公司受害劳工代表索赔团及律师、学者在三菱公司东京总部的大楼前示威。    

    张国通摄

    2011年11月28日，日本东京市中心，三大财阀之一的三菱集团大楼前，来了9个“不速之客”。

    他们是“二战中国劳工三菱受害者联谊会联席会议（以下简称劳工遗属代表团）的代表。他们是来“讨债”的。

    二战中，3765名中国劳工被掳至三菱矿业企业强制劳动。9人的劳工遗属代表团此次赴日，正式向三菱集团提出了谢罪赔偿的要求。

    这是截至目前，二战被掳中国劳工对日索赔行动中最大的一起。

    那一天，我丢掉了你

    1944年6月，战争仍在进行。6个人的吹鼓手队伍刚走近河北昌黎县城，就被日本兵抓走。其中5个老人很快就被放了回来，但26岁的喇叭手戴云祥却仿佛从世上消失了。

    戴家唯一的男人不知生死，老母亲哭瞎了双眼。戴云祥最小的儿子戴秉信，今年48岁，是这次三菱公司受害劳工遗属代表团的团长。而这样家破人亡的故事，还有上千个。

    “我的爷爷叫王永海，被日本鬼子抓到三菱长崎矿山做苦工。那时我爸才10个月大，就靠我奶奶一个女人拉扯大。到他18岁，奶奶没钱看病死了，到死都不知道爷爷去了哪里，其实爷爷已经在长崎原子弹爆炸中死了……”

    “我的父亲叫任心富，1944年在街上被日本兵抓到三菱公司尾去泽矿山做苦役，工号156号……”

    当裹着黑风衣的汉子一个一个站起来，屈辱的历史不再是冰冷的教科书。

    据中国人殉难者名簿共同编制会执行委员会《关于劫掳中国人事件报告书》记载，仅从1943年4月至1945年5月，日军就从中国各地掳掠劳工169批41758人，押送到日本本土35家企业的135个工业作业点进行高强度劳动。他们中大多数是20～49岁的青壮年，15岁以下的童工有157人，60岁以上的老人有248人，其中70岁以上的还有12人。为避免使用会受到战时国际法律保护的“俘虏”称呼，日本人称他们为“劳工”。

    河北、山东是重灾区。仅山东高密一地，就有1000多人被掳，一个村就有20多个家庭陷入绝望和破碎。

    戴云祥被掳到了三菱矿业饭塚作业点，工号是96-184号。在严密的监管下，劳工们不能外出，无论冬夏，永远只有一件薄衣服，磨破了就只能穿水泥袋。天寒地冻，很多人赤着脚干活。一顿饭只有两个窝窝头，病了也要干活，每天要干9～13个小时，多则超过15个小时。

    “当列车到站时，中国劳工向垃圾箱蜂拥而来。即使监工劈头盖脸地打，但他们还是拼命抢着蔬菜碎块、鱼头等不要的部分，塞进口袋。都是直接生吃，太悲惨了。第一次我们都转过身去不敢看了。”当时的三菱美呗火车站站员小松田哲治回忆，“但每天早上都重复这样的画面，后来就变得无动于衷了。”

    据美呗当地历史学者白户仁康先生查实，美呗的大量中国劳工因“营养失调、全身衰弱”而死。此外，死于胃肠炎的劳工占了24.8%。

    被掳一年半后，日本无条件投降，戴云祥活着回来了。他在1945年12月从天津下船，“穿的是战后发的日本军服和一个毛毯，身上没一分钱”。

    三菱矿业集团12个作业点强掳奴役的3765名中国劳工，只有2990人回国。

    戴云祥回国后一直在昌黎务农，直到1990年去世，他的身体再也没恢复正常，在最热的天里也永远穿棉袄。“父亲临死前拉着我的手说：‘儿子，你一定要跟日本讨个说法。’我说：‘爹，我记住了！儿子一定会有这么一天的！’”

    戴秉信激动起来，拳头砸向桌面。

    我要找到你，不管南北东西

    21年前的戴秉信，没想过誓言能有实现的一天。

    他高一辍学后出门闯荡，在引滦入京工程挑了半年土，攒下了600元的“第一桶金”。后来，他在黑龙江鸡西、鸡东，河北秦皇岛、承德辗转承包工程，1991年又在老家盖房开了个塑料厂，做瓶盖，每个卖一两分钱到一角钱，日子越过越红火，父亲临终时的誓言似乎已掀过了一页。

    但这样安稳的生活，却在2000年被陡然打破。一个朋友拿着一张报纸来找他：“上面登着《寻找二战劳工后代》的报道，这不就是你们家吗？”

    戴秉信找到报社，记者给了他一叠厚厚的受难劳工名单。那是日本志愿者多年调查出的珍贵历史档案。

    此后，戴秉信开始自费寻访劳工。11年来，他走访了500多个村庄，找到三菱公司受害劳工家庭400多个。

    但一路奔波的回报，并不全是感激和信任。“有时开车几百公里赶过去，被人赶出门。”有人“不信这个”，比较漠然：“多少年前的事了，还管它干嘛？重提又有什么用？”有人只问：“有没有钱？”

    这些问题，戴秉信回答不上来，比这些更难面对的，是老人的企盼。

    “他们不知道在日本打官司有多难，只是不停地给我打电话来，我一说就要一两个小时，家里每个月电话单都老长。他们都老了，等不了几年了，还要跟他们说‘再等一等’，心里特别不好受。”

    “一开始想法很简单：找到了幸存者，日本肯定会给我们赔偿、道歉。这些年对日诉讼败诉，我的理解也变了，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关系全民族的大事，一定要做下去。”

    劳工遗属代表团此次赴日的费用是中日友好人士捐款筹集的。每顿饭，总能听见劳工遗属们互相说：“吃的都别浪费了，这是人家给我们买的。”

    几个人在自动贩卖机前打了几个转，商量着“100日元一瓶水等于多少人民币”，最后还是没有买。年龄最大的代表杨维纯拿绿茶瓶子装了旅馆的开水，带着路上喝。

    有一天，晚餐的饭馆可以免费拍照一张，劳工们高兴地合影。但是免费的那张拍得不好，戴秉信掏出1000日元（约合80元人民币）买下了一张拍得好的。“不买，显得我们中国人太砢碜！”他一边往外走一边嘀咕说。

    “如果提钱，就好像我们索赔是为了钱似的。我不想对外提。”他现在还被叫做“戴老板”，为了找被掳劳工，他的塑料厂丢过很多“大单子”。“其实最重要的不是钱。这里每个人都是这样。”

    37岁的王洪杰，几年前还是石家庄的饭馆小老板，过着每月收入5000来元的舒坦日子。

    2003年，他和其他9名劳工遗属代表共同起诉日本政府、长崎县政府、奴役劳工的三菱材料公司、伙同日军强掳中国劳工的三菱重工公司，在日本地方法院被判败诉。2008年，他开始寻找被掳劳工后，饭馆倒闭了，现在他经营一家小书店，比“在农村种20亩地”的哥哥挣得还少。

    这个当爸爸的说起11岁的女儿怎么爱画画，眼角都是笑意。但是他投身的劳工维权却给家庭带来了一次次无法弥补的遗憾。“这些年，对家里亏欠很多。让我媳妇跟着受苦，她没说啥，但我知道她肯定偷偷哭过。”

    “去年1月10日，是我儿子出生。9日我媳妇就住院了，但是11日日本代表飞到北京。每次都是我联络安排的，我必须要去接。”

    那个难熬的夜，36岁的男人坐在待产房外“哭了一晚上”。

    代表团里，王洪杰是唯一穿西装的。这件深蓝色的西装，是妻子“擅自”买给他的礼物，平时都不穿，只在对日交涉时穿，所以历经几年了还很新。

    千里之外，我送你离开

    王洪杰的爷爷当年在河北省东光县当小学教员，同时还是中共地下党员，1944年被抓到日本后，再也没能回来，骨灰还是工友背回来的。爷爷扛住过拷问，到死也没屈服，却倒在了暗无天日的异国矿山。

    “那时候日本监工把中国劳工不当人，人死了都是拉到僻静地方堆在一起，泼上油一烧，就剩灰了。我觉得当时的中国人真有骨气！那么悲惨的时候，还能偷偷去把骨灰捡回来，收在身边的小盒子里，还能把同胞的骨灰带回来。”王洪杰一家为此感恩至今。

    他的爷爷是幸运的。更多难友的遗骨被遗弃在苦难地，直到1953年。

    被掳劳工遗骨的发掘，是在1950年春天开始的。东京运行寺的住持菅原惠庆师父参与了发掘，“推开黏湿的泥土，拾起一片片遗骨”，秋田县知事提供了400多个骨灰盒，留日华侨同学会的青年们把遗骨运到运行寺中。

    当时的寺院在战火中被完全烧毁了，僧侣们刚刚建起了三间不满10平方米的简陋房子，分别做佛殿、宿舍和客厅。菅原惠庆就把400多个骨灰盒安放在客厅里，直到几年后送还中国。继任住持菅原钧师父24岁时入寺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誊写花冈殉难烈士名字的名簿。这份名册存在“病殁华人灵牌”里，被安放在运行寺主佛的左侧。主佛的右侧是山西省玄中寺赠送的1400多年前的佛像。菅原惠庆法师在1942年来中国参加法会时，将玄中寺的枣带回东京种植，将寺名改为“枣寺”，成就一段中日交流佳话。

    1953年2月，菅原惠庆师父成了中国人俘虏殉难者慰灵委员会的首任负责人。那年3月，花冈、小坂、尾去泽等日本东北地方的遗骨集中到了东京，是横滨中华学校的学生、华侨、日本和平友好团体的工作人员从上野车站把遗骨捧送到浅草本愿寺的。

    直到带着红十字标志的“黑潮丸”号从神户港出发，送还遗骨遭遇了日本国内的巨大阻力。当时正值朝鲜战争爆发，美军占领下的日本与中朝处于敌对状态。存放遗骨的运行寺被看做是“亲共反美”的，承担了极大的风险，当时菅原惠庆的夫人去买菜，都有人尾随跟踪，甚至常常有生命危险。

    和平人士发起的一次有力反击，是在日本外务大臣办公室外彻夜静坐示威。当时还是25岁热血青年的町田忠昭加入了静坐行列。“当时我们的想法很简单——最起码要送还殉难者的骨灰。那些大人物不同意，那我们就静坐！”

    第一次送还遗骨那天，神户是个大晴天，町田忠昭也参加了。每个装有遗骨的瓷器都安放在木盒里，盒上写着名字，再用白布包起来，挂在脖子上，一个人一次只抱一个骨灰盒上船。

    “我当时把这个盒子当做自己死去的兄弟、家人，请他小心慢慢走。盒子很轻，但对我来说是一生的记忆。”

    在天津迎接“黑潮丸”号的中方负责人是廖承志。他捧着牌位走在最前面的黑白照片，现在已成了中日交往的珍贵史料，而题写那个牌位的，就是菅原钧的夫人。

    根据随团人员的回忆，当时随团的日本国民救援会会长难波先生问廖承志：“在你们看来，我们今后应该做什么？”

    廖承志回答：“谢谢你们！虽然日本军国政府的滔天罪行还没清算，你们作为民间人士，送回骨灰就足够了。”

    1954年，新中国和日本尚未建交，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问日本，也正是为了回应日本的送还遗骨行动。带队团长是当时的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冯玉祥夫人），副团长是廖承志。他们参加了在东京浅草东本愿寺的中国人俘虏殉难者全国总慰灵祭，这个仪式从1950年开始，几乎每年都坚持举行，一直到中日恢复邦交的第二年才中止。

    从那时起，历经半个世纪春秋变幻，运行寺的住持已更迭两代，但对中国烈士的供养从没间断过。正堂里，还有郭沫若、赵朴初、廖承志的亲笔书画。

    “朋友啊，黎明即将到来……”

    11月27日到12月3日，劳工遗属代表团辗转东京、秋田、北海道等劳工受难地，呼吁日方谢罪赔偿。在一场场交涉中，很多劳工代表十指交握，身体前倾，如雕像般。

    在和三菱集团律师紧张的交涉中，连水都没喝一口的，是三菱美呗矿山受害劳工代表马文义。还没轮到他说话，他就已经嘴唇颤抖。每次发言，这个不识字的中年农民总是说着说着就抽泣，反反复复只会说“我父亲吃不饱、穿不暖”。“现在我们劳工团结起来了……”他停了20多秒钟，偌大的长桌会议室只闻一个男人的哭声，“我……我们要叫日本人赔礼道歉！”

    代表团到花冈墓园的中国殉难烈士慰灵之碑时，约零摄氏度的气温，落叶满地。劳工遗属代表们跪在铺满石子的地上：“保佑我们劳工，必须胜利！”

    11月29日上午，劳工遗属代表团在日本国会、参议院门前游行，还向国会的战后补偿议员联盟递交了呼吁信。他们高举横幅、标牌，喊着口号：“劳工历史，不容忘记！”“劳工血泪，不能白流！”“劳工血债，必须偿还！”

    戴秉信拿着喇叭，高高挥舞拳头，第二天嗓子全哑了。

    “明年就是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40周年了，我们受害者并不是要重提仇恨，只是希望建立真正的中日友好。请你们一定要还受害劳工一个公道。”他对着不同的日本执政党议员、三菱公司律师、北海道政府这样说了无数次，但回复却不尽如人愿。

    北海道知事室室长（相当于我国省政府办公厅主任——记者注）高田久接过呼吁信说：“对于过去战争造成了北海道有中国人被强制劳动的事实，我们感到非常遗憾。但北海道无法独立解决劳工的问题……”

    “又是推托的话。”戴秉信无奈地摇了摇头。

    11月30日，一行人来到尾去泽矿山遗址祭奠死难同胞。上午10时，天上开始飘起雪花。作曲家田汉的侄女、旅日艺术家田伟自费赶来。穿着单薄的黑绸唐装，头上插了一弯白花穗子，扎着鲜红的发绳，田伟唱起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当凄婉的二胡声和着这歌声流淌在清冷的天空，一路走来的男人们，再也抑制不住眼泪。一个个都攥紧拳头，咬着牙，低着头任泪流，哭得肩膀直颤。

    为节省经费，行程中有两天，所有人是不沾床的。同行的还有几位老人，长年从事劳工维权的田中宏教授已经74岁，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秘书长林伯耀先生也已72岁，他们也挤着坐夜车硬座，和劳工遗属们一样，没有怨言。

    11月29日晚10时，登上从青森开往札幌的夜车时，大雪纷飞，代表们没有手套，把装满布鞋的编织袋高高举起，扛在肩膀上，大步走进车站。在与他们格格不入的日本站台上互相推让着，谁也没进有暖气的小候车室。在夜车上，全程担当翻译的学者老田裕美先生低声唱起了日本“民谣之神”冈林信康的老歌《朋友啊》：“朋友啊，黎明即将到来……”

    “现在参与索赔者多是第二代，他们不像劳工本人那样有切身经历。这趟旅程是给受害者一个机会，亲身体验几分当年劳工受过的苦难。我们不能只去痛苦、愤怒、仇恨，什么都不了解，就只喊着要钱，要了解自己的历史，了解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林伯耀说。

    奇迹一样的存在

    每到一座矿山，代表团都会摆上和当地死难劳工人数相同数量的黑布鞋，以示纪念。雪下得很快，到人们跪拜结束时，布鞋上又蒙了一层新雪。

    北海道的三菱美呗煤矿旧址如今是新企业玉田产业公司的厂区，公司负责人玉田尚久听说代表团要来祭奠，这一天特地停产，还在雪地等候，并向劳工深鞠一躬。

    12月2日，在离夕张市18公里的大夕张矿山旧址，一把白胡子的日本画家志村默然人陪同参加慰灵。他今年已88岁高龄，依然在画中国劳工的血泪史。

    深山里没有人烟，每一脚陷下去，白雪都没到小腿。拉横幅的志愿者分出一只手套互相扔着，依然很快被冻僵。48岁的王效芳是此次劳工遗属团中唯一的女性，她双手冻得像硬石头，也没要别人递来的手套。

    出发前，王效芳“不是一点想法没有的”。“我丈夫的爷爷1996年就去世了。我曾想过，就是官司打下来，不就那么点钱吗？”

    “后来，我看见那么多日本的老人在帮我们，甚至比我们还辛苦，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最后，临上火车的时候，我扶了扶志村老人，人家都88岁了，还来送我们。我不会唱高调，但是，这回真感动了。回来我就跟周围的劳工后代说，谁都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争这口气。”

    在战后中国劳工索赔的斗争中，所有诉讼全部以败诉告终。2000年的“花冈和解”是第一起民间和解，此后又有“西松和解”。“虽然是和解，但两次都不是很理想，目标和结果的差距很大。”林伯耀说。

    三菱受害者的整体索赔，难度还胜过前两次。“它们分别只针对一两个作业所的受难劳工，但是三菱受害者涉及12个作业所、数千人，有关团体间缺乏联系，意见也不统一。”“三菱因为在中国有很多企业，必须注意形象，因此态度比较积极。他们提出，希望统一解决，否则不算真正解决。所以现在面临最大的困难是劳工遗属代表团结。”田中宏说。

    在夕张市政府，放着征集日本2012年“年度汉字”的箱子，田伟往木箱里投了一个“绊”字。“这个字我们中文是‘绊倒’的意思，但日语读作‘kizuna’，是切不断的羁绊、感情纽带的意思。”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就有民主人士参与索赔运动，20多年了，我们逐渐老了，志愿者也越来越少，中国人自己要站起来。这些劳工后代最大的后盾肯定是祖国同胞，没有声援，他们就没有力量。”林伯耀说。

    “现在中国这么多人来要求日本谢罪，对战后活到现在的我们来说，是奇迹一样的存在。这让我们看到希望。”在代表团离开东京前，瘦削的町田忠昭老人笑着，双手合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