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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有地方媒体和中央媒体先后报道说，武汉市为了让二七长江大桥于2011年最后一天通车，不顾质量抢工期。记者在现场看得真真切切，但马上有地方媒体请专家现身说法，说他们采用了一系列先进技术，把大桥造得很优质，不存在抢工期问题。
大桥到底抢了工期没有呢？当初武汉上报的工期是3年，国家发改委批复的工期是4年，大桥于2008年7月开工建设，按武汉的想法应于2011年7月通车，按国家发改委批复可于2012年7月通车。去年10月适逢辛亥革命100周年，武汉有意让二七长江大桥作为献礼工程，于去年9月底通车，但没有成功。现在急匆匆通车，比国家发改委批复提前7个月，也足证当初3年建成通车的打算是多么急躁冒进。
到武汉二七长江大桥上看一看，现场不说假话。《中国青年报》记者到了现场，看到一派“大干快上”的忙乱景象，连大桥“业主代表”易江鸿也迷惑不解：“没有办法，为什么总提工期呢？”大桥宣布通车3天后，笔者也上桥体验了一下，发现不仅引桥、匝道和其他配套工程尚在施工，大桥主桥墩顶上悬垂到桥面的钢缆仍在风中摇摆，也有施工人员忙活，显示施工尚未完全告竣。
抢工期非独武汉独有，它在当下中国是一种通病。2009年武广高铁武汉火车站要献礼，于是抢工期，领导对抢出来的站内地砖不满意，全部敲掉重铺。到了2011年7月，京沪高铁开通仅10天后，南京南站北广场数千平方米地砖就被施工人员全部敲碎，建设方解释，那是为赶在“七一”前通车而建的“临时设施”——我们不仅抢工期，而且不把抢工期视为一种病，而视之为需要，习以为常。
抢工期形式上是施工方在抢，但他们显然是秉承长官意志，领导才是“抢”的命令发布者。有人将领导动机分成了三种情形：畸形政绩观、向重要纪念日或节假日献礼、民生需要。畸形政绩观自然见不得光，献礼又据说跟中国人的“十景病”文化有些联系，民生需要则冠冕堂皇些。但说穿了，三种情形都是权力作祟：工期事关工程质量及劳动者权益，官员干涉工期，无非是证明了权力凌驾于一切之上。
要制止抢工期的乱象，关键在于约束权力，防止领导拍脑袋、瞎指挥。2009年国家七部委出台了《关于加强重大工程安全质量保障措施的通知》，严禁领导干部不顾客观规律而随意干预工期调整。但这份文件有一个漏洞，就是把“严禁”的措辞当成了令行禁止的实际效果。如果领导干部不听话，七部委怎么办？武汉有座白沙洲长江大桥，建成10年间翻修25次，其中就有抢工期的问题。后来揪出了贪官，贪官面临牢狱之灾，而曾经下令赶工期的领导却无事一身轻。
由此可见，约束权力决非易事。约束权力，本质上应当属于所谓“顶层设计”，这需要我们攻坚克难。如果我们因为难而不去做，约束权力就是一句空话，制止抢工期自然心想事不成。比如白沙洲长江大桥抢工期，按理是武汉市的前车之鉴，但现在二七长江大桥再抢工期，证明一切还是领导说了算。
吴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