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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多年里，中国军校一直在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军情的发展之路。全军院校会议则是每次中国军校进行重大改革的标志。正是这一次又一次的强力推动，中国军校才逐步由不成熟、不规范和不完整，走向成熟、规范和完整。
2011年，解放军四总部联合召开了第十六次全军院校会议，这是一次在我军院校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它提出了诸多改革措施。
通过调整结构建构起了新型军校体系
结构决定功能。院校体系结构是发展军校教育、培养高素质军事人才的组织保证。新中国成立以来，军校长期划分为指挥院校和工程技术院校两大类别，指挥院校实行初、中、高三级培训，专业技术院校实行中等、高等两级培训的体制。
在2003年举行的第十五次全军院校会议上，打破了这种已经施行50多年的军校体系结构，搭建起新型军校体系结构。新型院校体系与以往最显著的差别是，将指挥和工程技术两类院校调整为学历教育和任职教育两类院校。实行生长干部学历教育、干部任职教育分别由学历教育院校和任职教育院校承担，建立学历教育和任职教育完全分离的体系，有利于发挥两类院校各自优势，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但2003年提出的新型院校体系仅仅搭建了一个基本框架，还面临着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距离“完善”的目标体系还有较大的差距。这次院校会议针对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进一步优化了军校体系结构。
一是整合了军校数量。按照资源整体优化的原则，这次调整，从军校绝对数上看比第十五次院校调整时减少了4所。同时，为最大限度地提高院校培养效益，对少部分重复建设、规模小的任职教育院校，进行了资源整合。如对一些步兵、炮兵、通信、军交、空军飞行等数量偏多、资源比较分散的院校进行整合和合并。空军6所飞行学院整合组建空军哈尔滨、石家庄、西安3所飞行学院。炮兵指挥学院和炮兵学院南京分院合并组建为南京炮兵学院，海军飞行学院和海军的两个训练基地合并组建海军航空兵学院。在改建部分士官学校的基础上，士官学校数量由4所增至8所，军官院校数量实际减少了5所。
二是调整了学历教育院校与任职教育院校比例。这次调整，按照学历教育院校“高度集中”、岗位任职教育院校“高度细化”原则，减少了6所学历教育院校，增加了两所任职教育院校。这一减一增，学历教育院校由过去占院校总数的32.9%降为25.4%,任职教育院校由67.1%提升为74.6%,进一步突显了任职教育在军校体系结构中的主体地位。
三是重新划分了任职教育院校类型。为解决我军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完成多样化任务急需人才的培训能力不足，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的培训体系不够合理等问题，这次院校调整将任职教育院校划分为联合指挥院校、军种指挥（系统）院校、兵种（专业）院校和士官学校四类院校。新的任职教育院校类型，是这次院校调整改革的重大突破。
四是重构了任职教育院校层次结构。院校层次结构，是军队院校在纵向上不同等级院校之间的构成关系。为适应指挥军官逐级培训制度改革和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要求，这次院校调整在培训层次上，把过去培养指挥军官的初、中、高三个培训层次，调整为初级指挥、兵种（专业）指挥、合同作战指挥、联合作战指挥四个培训层次。
通过优化模式完善了军校培训体制
优化人才培养模式，进一步完善培训体制是军校改革的关键，也是第十六次全军院校会议调整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这次改革一是完善了依托国民教育体制。实行军队生长干部由军队院校培养和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并举，是我军干部培训体制的重大创新。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末的50年里，军事人才的培养一直是由军校独立承担。2000年国务院、军委颁发了《关于建立依托普通高等教育培养军队干部制度的决定》拉开了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队干部的序幕。2003年军委《实施军队人才战略工程规划》提出，逐步实现军地通用人才主要依靠地方院校培养，到2010年依托培养军队干部的比例达到60%。到2006年，全国已有112所高等学校承担了国防生培养任务。
为进一步完善依托培养体制，这次会议着眼于军队建设实际，从总体上适当减少了依托地方院校培养比例；为保持军队特色、强化作战指挥，会议还特别强调军队主战兵种指挥军官和其他特有专业军官仍立足军队培养；为加强国防生管理，提高培养质量，适当减少了承担国防生培养任务的地方高校数量，进一步完善制度；着眼地方大学生参军入伍逐步增大的实际，调整依托培养政策，把地方大学生战士提干纳入依托国民教育培养生长干部的范畴。
二是明确了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训体制。加强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是当前急需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将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要求贯穿指挥军官培养全过程，逐级建立分工明确、衔接紧密的培训体系，是这次院校调整改革的重要成果。
会议明确指出，要逐步推行指挥军官任职培训入学考试、资格审查和差额录取制度；中级任职教育院校，要侧重联合作战基本理论和军兵种运用教学，培养学员指挥本军兵种部队参加联合作战能力；高级任职教育院校，要侧重国家安全战略、军事战略和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理论与实践教学，培养学员战略运筹和联合作战指挥能力。
三是完善了生长干部“合训分流”组训方式。第十四次全军院校会议提出“合训分流”，十多年的探索表明这种新的组训方式，有利于打牢学员科学文化基础与培养岗位任职能力。为解决当前“合训分流”组训方式“合得不够”、“分得不全”、“配合不力”的问题，这次调整改革按照规模化、集约化培养人才的思路，进一步减少了学历教育院校数量，增加了任职教育院校的数量。如将国际关系学院、外国语学院、电子工程学院、军事经济学院、军事交通学院调整为任职教育院校等。在人才培养总体设计上，重点突出指挥人才四年“合训”与“分流”两个阶段的衔接。优化“合训分流”教学任务分工，前三年“合训”阶段，在进一步拓宽专业口径、打牢学员科学文化基础的同时，完成全部军事共同课目训练，加大军政训练比重，强化军人基本素质和领导管理素质培养；后一年“分流”阶段要贴近学员任职岗位，重点进行军事专业训练，加强第一任职能力培养。
通过优化布局改革了军校研究生教育
从20世纪80年代初军队恢复学位制度和发展研究生教育以来，主要是为院校和科研机构培养学术型人才。随着形势的发展，这种以单一学术型人才培养模式为主的研究生教育已经难以适应军队建设需要，急需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2001年军队学位委员会提出，军队研究生教育由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向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战略转移。2002年总参、总政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军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试点的通知》，批准国防大学等军队院校开展教育试点，标志着我军走上了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之路。
第十六次全军院校会议在总结我军研究生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要创新研究生培养模式。针对高中级任职培训与军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招生的主要对象一致、主干课程相近、培养目标相同的实际，实行指挥类研究生教育与任职培训融合式培养制度。会议还提出要合理确定科学学位与专业学位比例，2020年前专业学位研究生占全军研究生培养总数的比例达到50%。要调整学位层次结构，使博士、硕士比例，学位授予数量与军事人才培养规律相适应。
通过调整任务改建了一批新型院校
当前，在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浪潮推动下，军事技术、武器装备、作战样式、战争形态发生了根本转变。许多国家把培养具有信息化作战指挥能力的指挥官、信息战专家和信息技术人才作为应对新军事变革挑战的基本任务。
为较好地适应新军事变革形势需要，这次院校调整在利用现有教育资源基础上，调整改建了战略预警、特种作战、国防信息、陆战、空降、边防等兵种和专业院校。如将通信指挥学院改建为国防信息学院、空军雷达学院改建为空军预警学院、西安陆军学院改建为边防学院等。改建这些院校，可以较好地适应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建设需要和新型军事人才培养需求。
此外，这次军校改革还将部分军校校名进行了调整。如将后勤指挥学院、装备指挥技术学院分别更名为后勤学院、装备学院；将防空兵指挥学院、工程兵指挥学院、防化指挥工程学院分别更名为防空兵学院、工程兵学院、防化学院。通过改名使中国军校体系结构更加成熟、更加规范。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
邱蜀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