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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前，工信部发布公告，就《校车安全技术条件》等四项国家标准公开征求社会意见。目前，意见征集阶段已经结束，不过，各客车企业围绕校车标准发生的争执，却引发舆论大哗。执笔制订新行业标准的宇通公司坚持参照美国标准；而部分中小型客车企业则认为以“宇通标准”绑架校车标准，将中小型的客车企业全部排除在外，有欠公允。（中广网1月9日）
客车企业还在那里激辩标准，又是宇通标准，又是美国标准，而围观的民众却颇有些不耐烦了。直白地说，吵来吵去，怎么感觉越来越偏离了制订校车标准的本意，而沦为一种分肥市场份额的利益之争？理论上讲，校车标准的制订固然是为了孩子们的安全，可是，如果总是这样吵下去，听任公共利益让位于企业利益，只能是与期待中的校车安全渐行渐远。毕竟，校车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校车标准也不是一个纯技术的问题。
首先，先有校车，在价值排序上肯定要优于高标准的校车。在国内广袤的山区、农村，孩子们上学使用的交通工具往往因陋就简，能步行走路当然要步行，两条腿实在难以企及的距离则只能借助一些诸如残破的汽车，甚至是马车这样的工具。这并不是孩子不喜欢更舒适、更安全的校车，也不是校车标准缺失的问题，而是他们根本就不可能接触到那样的校车。
以曾经发生过校车惨剧的甘肃庆阳、江苏丰县等地为例，两地出事的校车，其实只能算作是“接送学生车”，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校车。至于云南运送学生出事的马车，就更不足论了。这些车辆虽然不能称为校车，也谈不上什么严格的标准，但实实在在客观存在。这种客观存在想必还会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继续存在。可以说这就是我们的国情。
其次，频频发生的校车事故，暴露出来的不仅仅是行车安全的问题，而关键是国内中小学教育资源合理配置的问题，是政府在教育上投入严重不足的问题。在大批农村中小学被撤并、大量农村中小学依然存在上学远上学难的情形之下，过于胶着于校车标准的讨论，不免有转移焦点的“嫌疑”。当然，简单的认定校车标准是一个伪问题，可能有些过于武断，但是，至少是一个比较超前的问题。时下的急务，并不是关于校车标准的争执，更不是什么“一步到位”、直接与发达国家的校车接轨的问题。
技术的问题不是不能讨论，有市场存在就有利益诉求，包括客车生产厂家在内的相关各方，当然都可以主张自家的利益，以求在未来的校车市场中分得较多的份额，这些都属于经济理性，无可厚非。问题是，一项严肃的社会政策不能完全被技术指标、经济理性主导甚至是误导，从而将校车背后的真问题遮蔽了。那样的话，最终受害的依然是那些对类似清谈一无所知的穷孩子。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地方政府也不应该将校车问题单纯归结于标准和技术，而是应该深刻检讨以往政策性的疏漏、失误，全面评估一下行政强力推动下的撤校并点到底“效果”如何，并尽快做出补救措施，以减少国民因此而受到的煎熬。不能再沉默下去了，也不能只是在校车标准、交通管理这些技术性问题上打转转，更不能回避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的真问题了。
胡印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