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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在香港160个由政府兴建的公共屋邨中，牛头角上邨显得与众不同。
这个廉租房群落背山面海，6幢高层住宅豪气地盘踞着半个山头，为近5000户草根人家提供了租金低廉的住所。
自2009年夏天落成以来，它已经迎来了国内外数十批访问团体。其中有海外建筑专家、台北市长，也有中国内地城市规划和住房建设部门的官员。但很少有人了解，在这个“示范屋邨”的背后，曾有过一场持续了9年的官民交道——先是拉锯博弈，后是互动互信。
这里的绝大多数居民，原本是邻近的另一个廉租房群落——牛头角下邨的老住客。11年前，香港政府主导的浩浩荡荡的重建步伐，踏进了那个“修无可修”的老旧屋邨。7幢大楼将全部拆掉，上万名居民却不愿意服从政府安排，离开自己生活了数十年的老地方。
在社工的帮助之下，一群居民凝聚起来，走进了政府大楼，与政府沟通，表达意见。僵化的行政程序逐步松动，官方最终“顺从民意”，一群居民如愿就近安置。
新旧更替之间，这些底层市民的家，仅仅挪动了10分钟的路程，从原本的牛头角下邨，搬到了上邨。
“重建、搬迁、安置总是涉及一系列复杂的因素，很难尽善尽美。”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当年手执决策大权的香港房屋委员会（简称房委会）前主席郑汉钧表示，“但在这么复杂的环境之下，能帮助市民解决他们的问题，我感觉很安心，很安心。”
最难受的就是离别了，无论是离开一个地方，还是离开人
牛头角位于香港九龙半岛的东部，因所处港湾酷似一只牛角而得名。上世纪60年代，港英政府开始在这里兴建成片的公共房屋。地势偏远的海边地皮上，20多幢火柴盒一样的中层建筑拔地而起。为了方便管理，政府将之分为上邨和下邨，其中，下邨又划为一区和二区。
到了80年代末，一批早期公屋已渐渐老化。负责监管房屋政策的香港房委会发起“整体重建计划”。推土机往前开动，50余个老屋邨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住客四散，按照政府安排，分头迁到不同的新屋邨。
直到推进到最后一个屋邨——牛头角，推土机突然碰到阻力。上邨与下邨一区的老房子已经先后拆迁，二区的住客却拒绝再一次重复政府的搬迁模式。
2001年1月8日，数十名居民来到香港立法会前的皇后像广场，向议员递交信函，希望政府帮助他们“原邨安置”。这些居民大多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在铁栏杆上挂起一条黄色横幅，上面贴着他们用粉红色A4纸拼贴而成的一句口号——“我有权利原邨安置”。
“年轻时我适应力很强的，但人老了，要搬到别的地方，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环境，我都不敢想象了。”如今，坐在新家之中，78岁的何回忆着当初走上街头的原因。他头发花白稀疏，说起话来已经有些吃力。
1967年，何和妻子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女搬进牛头角下邨二区。早在1949年以前，这个矮小瘦削的男子就独自从广东来到香港，凭着双手制鞋谋生。
一年之后，当时才8岁的李达旋也跟着父母和兄长搬入下邨二区的另一幢楼房。这个大家庭一家8口，父亲在街头摆摊为生，母亲在酒楼里当洗碗工。
李达旋至今记得，牛头角当时“一片荒芜”。在他们的新家脚下，横七竖八地躺着许多铁皮工厂，不远处是一个制作酱油的大酱园，生活设施寥寥无几，通往市区的公交线路只有3条。
成千上万户家庭陆陆续续填满了“火柴盒”，这一片港湾才渐渐有了生气和商机。一些居民在楼下摆起了小摊，卖蔬菜水果、香烟报纸，也有人开起了大排档和茶餐厅。李达旋亲眼看着商铺一间间增多，一片厂房变成了地铁站，大酱园上盖起高级私人公寓。
一转眼，30多年过去了。
2000年前后，当拆迁的消息传入下邨时，牛头角已经成了一片旺地，与居民相伴多年的廉租房则开始老化破损，房子墙壁渗水，石灰脱落，一些地方甚至钢筋外露。香港政府迫切希望为这片地方打造一个全新的面貌。
但眼看着上邨和下邨一区的老住客分头搬到一些较偏远的廉租房，李达旋却不想再做一次“开荒牛”了。在这套老房子里，他读书，恋爱，结婚成家。
何也步入了晚年。膝下的儿女一个个成人离家，他与妻子退休在家，每天的日子就围着熟悉的屋邨转悠。那时在下邨二区，与何一样年逾六旬的老住客占了整体居民的1/3，4500多户人家中，超过1500户是独自居住的一老或两老。
何的邻居，便是一个独居的老太太。老太太记性不好，时常忘带钥匙就出门，干脆把家里的备用钥匙放到何家。每次生病了，年迈的她还要拜托何打电话到医院预约门诊。
老屋邨里，相识几十年的邻居早已成了朋友。推开家门，那条百米长的走廊就是楼里最热闹的地方。在水泥地的过道上，李达旋曾与小伙伴追逐打闹，放几只拖鞋当分界，就打起乒乓球。大人们喜欢在那里闲坐聊天，或是搬出桌椅，搓一台麻将。
“人上了年纪，最难受的就是离别了，无论是离开一个地方，还是离开人。”何说。拆迁之前，邻家的老太太总对他念叨：“以后我们两家人还是要住回同一幢楼。”
但对政府部门而言，将居住在7幢大楼里的居民集体地就近安置，是件奢侈的事情。房委会及其执行部门香港房屋署那时正紧紧盯着一个倒数时间表——作为“整体重建计划”的最后一个屋邨，牛头角的重建工作应在2005/2006年度完成，而下邨二区的居民必须在2003/2004年度彻底迁出。
在这个讲求效率的城市里，政府早已习惯“如期完成任务”。
有什么办法，能让官员不能不回答你的问题呢？
事实上，对推土机前的官民纠纷，香港政府早有应对机制。
当时，对每一个纳入“整体重建计划”的屋邨，民政部门都会出资购买一家民间机构的社工服务。社工搭建政府与市民之间的桥梁，向居民传播政府政策，同时协助居民向官方反映意见。负责牛头角下邨二区重建工作的，是来自香港著名的民间机构——香港圣公会福利协会的社工朱淑芬。
2000年夏天，朱淑芬第一次来到牛头角下邨，很快发现一群居民就像“盲头苍蝇”。在香港媒体的报道中，牛头角屋邨是一个“三多”社区，“老人多，穷苦人多，残疾人多”。面对拆迁，有意见的底层市民“完全不知如何入手”。
这位女社工拿起了大喇叭，每隔几晚便在屋邨内最热闹的走廊里举行一场“咨询会”，介绍基本政策之余，她也认识了一群居民。很快，20多个老住客便聚集在圣公会设在下邨的办事处里，其中有何等老年人、李达旋等中年居民，还有不少家庭主妇。
街坊们开始一起讨论如何争取到就近安置。商讨怎样向政府表达意见时，大家争得面红耳赤。
“我们必须平和一点，心平气和地和官员谈一谈。”一个居民说。
“你这样人家不会理睬你的呀，我们要多找些人，去叫口号，去吵一下！”另一个居民却主张要“激烈”。
朱淑芬这时便叫大家“停一停，想一想”。那时已有10年工作经验的她参与过好几个拆迁项目，对香港的政府架构了如指掌。她向居民分析说，那些出来接见市民的人，一般只是政府部门里的“虾兵蟹将”，骂他们没有一点好处，相反，要和他们“摆道理”。
“我们要原邨安置，也不能这么横蛮，得先找一个可以安置我们的地点。”在社工的引导下，李达旋提出自己的看法。
通过朱淑芬的联系，2000年年底，香港规划署接待了这群打算自己找新家的居民。这个政府部门负有向市民公开土地规划信息的责任，为了迁就大家的下班时间，官员特意将见面定在晚上8点。
在一间会议室里，规划署的一名中层官员带着手下的几个规划师，与十几位居民围坐在大圆桌旁，对着一叠资料，仔细地介绍牛头角一带的规划情况，以及土地归属。在一张规划图上，居民们发现，牛头角上邨拆迁之后，那块土地仍然归属香港房委会，并计划在未来再度兴建公共房屋。
“这真的有了一线曙光！”未来的新家有了可能的落脚点，李达旋兴奋异常。
大家开始研究各种向政府反映意见的途径，寻找官民之间的“中间人”。朱淑芬每天忙着联系不同的政府部门、各派议员以及关注公屋问题的民间组织。做营业代表的李达旋时间最灵活，就忙着参加各种会面。
可最初，行动的效果并不好。李达旋常常被议员泼冷水，“不好意思，我45分钟后还约了其他市民，你可以快点说吗？”“政府为什么要给你们这块地呢？社会其他阶层的人可能不同意啊！”
约见基层官员，听到的又总是基本政策。“他们说来说去都是那一句，带着我们游花园，游到晕了也没有答案。”居民们那时都把官员叫作“录音机”。
大家开始变得沮丧。朱淑芬这时又试着引导：“他们不回答你们是正常的。我们不如想想，有什么办法，能让官员不能不回答你的问题呢？”
李达旋认为，争取的东西“实在很大”，“地就是资源，资源就是钱啊！如果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成功的机会真的不大”。
说话向来慢吞吞的何这时也激动起来，在这位老人看来，他们跟政府谈判，“最大的筹码就是一群邨民”。
但怎样反映上万名街坊的意见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挨家挨户做调查问卷了。”
“全邨调查问卷”立即启动。“每一户都有权利和责任来表达意见！”他们强调。为了把问卷分派到4500多户人家，100多名居民行动起来。白天，老人家先把问卷派到每家每户，年轻人下班回邨，再逐家逐户回收问卷。
两个月下来，收集到的问卷超过2500份，其中超过90%的住户表示，希望集体就近安置。“这好了，如果你不让我们一起搬，我们就赖死不搬了！”
以民为本，尽量为市民解决问题，是官方应该做的
换到政府部门的角度，就近安置“绝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居民所看中的那块地上，当时还耸立着一批老屋邨。预计要到2009年，新的屋邨才能落成。要满足居民的要求，“整体重建计划”就必须延期三四年。
拖延大型工程，不仅会影响政府信用，也意味着香港的纳税人可能为之付出更多的钱。香港媒体报道指出，牛头角下邨如果拖延拆迁，“估计每年要多花保养维修费用约1700万元”，还强调事件已经“引起审计署关注，不排除会跟进调查”。
对外界的种种声音，下邨二区的一群居民“见招拆招”。通过调查问卷，他们清晰地表达出民意——为了就近安置，绝大多数居民都愿意等待3~5年。
他们还学会了“站在政府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如果政府给我们这块地，让我们老人家一起搬过去，那往后政府的麻烦就少了。”李达旋一板一眼地分析起来，“老人家适应上没什么问题，政府也就不用花钱资助一批社工来照顾他们了。”
通过朱淑芬的联系，居民们约见了一批又一批的政府工作人员，从基层的房委会委员，到更高级别的房屋署助理署长。会面的流程都是相似的：几位老住客陆续“讲苦况”，“摆道理”，负责主持的李达旋作最后陈述，强调“居民的要求很强烈，我们一定会锲而不舍地努力”，最后，邀请官员作出回应。
“今天，我只是来听听居民意见的。”“我们会把大家的意见记录下来，跟署方反映。”官员的发言也每每雷同。
一群居民还不知道，表面上顽固得“像铁板一块”的政府部门，此时已慢慢松动。在房委会内部，对牛头角下邨二区的拆迁问题，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在香港，掌管房屋问题决策大权的房委会有着一套独特的决策机制。20多名委员组成一个决策小组，半数委员是来自不同政府部门的官员，另一半委员则是由行政长官亲自委任的“社会人士”，其中有专业工程师、商人、社工等。
“延期问题只是借口而已，既然我们有多余的土地，为什么不能满足市民需求呢？”来自民间组织香港公屋联会的委员王坤提出。
“为什么住公屋，就一定要住到山沟里呢？一个老人家以后的生活受影响了，这又等于多少钱呢？”另一位身为资深社工的委员吴水丽这样认为，“房委会应该尽量听取居民意见，他们是实际住在那里的人。”
不久之前，这两位“非官方委员”都曾与居民会面。为了帮助居民，他们特意去找当时的房委会主席郑汉钧，“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位主席当即含蓄地表示，他会“认真、审慎地考虑一下”。
接管房委会之前，郑汉钧是香港颇有威望的高级结构工程师。上世纪90年代末，香港公共房屋爆出“短椿丑闻”，一批居屋（注：类似于内地的经济适用房）被查出有严重的结构漏洞。为了调查此事，挽回政府信用，时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委托郑汉钧出任房委会主席。2000年10月，“临危受命”之时，他已73岁。
“老人家最知道老人家的心意。”郑汉钧还记得，听闻居民的诉求时，自己的第一反应是“非常之同情”。出生于天津的他自1958年起便把家安在了香港跑马地，从此再没搬过家。
戴一副金丝眼镜、习惯穿一身笔挺西装的他决定亲自到牛头角下邨“巡视一下”。居民与他聊天时的那份“诚恳”让他印象深刻。“他们不是乱要求，那里的环境、邻居都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离开那里会扰乱他们的心情和健康。”
郑汉钧随后安排房屋署官员制作一个可行性报告，仔细分析下邨二区的老房子还能支撑几年，而原本为下邨居民准备的其他公屋单位又该如何再次分配。在这位高官看来，“以民为本，尽量为市民解决问题，是官方应该做的”。
2002年6月7日，房委会决策小组开会讨论这一拆迁问题。根据房屋署的专业评估报告，下邨二区的楼宇结构可以在延期时间内继续维持。来自房屋署的委员作出让步，郑汉钧最终拍板，表示房委会决定“顺应居民要求”。
会议才开到一半，吴水丽与王坤便走出会场，宣布房委会的决定。在房委会大楼底下，十几位年迈的老人已经举着横幅等候多时。听到这个好消息，一位头发灰白、背着小挎包的婆婆忍不住拿起麦克风，用颤抖的声音连连感谢两位委员。
第二天，香港有报纸刊登评论，将政府此次决策称为“德政”。
时隔多年，朱淑芬依然用“奇迹”来形容这场官民互动。“这种由下而上，由居民去影响政府，然后真的有所改变的例子其实不多。”
如果政府早点知道什么是我们需要的，什么是我们不需要的，那不是更好？
“多谢你，553房，照顾了我们一家人这么多年！”2009年夏天，快将离开牛头角下邨时，何用摄像机把自己的家前前后后拍了个遍，边拍老人边自言自语道。
不久后，何与老伴便和3100多户人家（此前有1000余户已先行迁至他处）一起，把家搬到了牛头角上邨。邻家的老太太，又与他们一家住上了同一幢楼房。
刚搬入30多平方米的一居室时，何常常在家里“迷路”，心里想着去浴室，结果就进了厨房。那个他住了42年的家，原本小得“转个身就到床”。
可是很快，他的生活又回到一贯的节奏。清晨，他先去相熟的酒楼吃点心、会茶友。紧接着的白天，他就在牛头角不同的社区中心参加活动。在新家的床头，他挂起了一本大日历，小方格里用红笔填满了日程：二四六学太极，一和五去电脑班，时常还得去帮忙筹办社区活动。
新家附近的一切生活设施，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了如指掌。就连整个新屋邨的结构与设计，他都如数家珍。“你看，从这里到半山，有11.5米，到山顶，就有15米了。”“这个屋邨一共有300多张长椅，每一张的材料都是环保胶。”
事实上，还在下邨等候搬迁那会儿，何与一群居民就参与了这个新屋邨的规划。
2002年夏天，“原邨安置”决策一出，房屋署的一群建筑师就开始规划位于牛头角上邨的新屋邨。
“如果政府早点知道什么是我们需要的，什么是我们不需要的，那不是更好？”在一次居民会议上，有人提出。他喜欢到不同的公共屋邨闲逛，结果发现许多由政府一手建造的设施刚刚落成就出现问题，不停修修补补，“很扰民”。
对于向政府表达意见，大家此时已信心十足。“原来，愿意付出和理性地提意见，是真的可以带来改变的。”李达旋说。
一群居民纷纷提议，自己要“关注”新家的设计。对建筑规划一无所知的朱淑芬硬着头皮，再次协助居民联系房屋署，要求该部门向居民“阐述重建项目的规划和设计”。
不久之后，房屋署的建筑师王国兴真的抱着一大堆设计图纸，来到牛头角下邨，会见一群居民。“他们是用家，是以后真的要住在那儿的，我觉得应该给他们交代一下。”这个年轻的建筑师说。
让王国兴没有料到的是，居民对新家的设计疑问繁多。
“晾衣服的地方怎么设计在抽油烟机旁边啊？这样我的衣服不是白洗了？”
“插头安在哪呢？不能太低啊，老人家够不着的。”
“我们的窗户不能做成落地的吗？那些私人楼都是落地窗户的。”
“楼外面不能多放些椅子吗？这样我们可以坐着聊天。”
居民们还给王国兴送上一本亲手制作的小书。在这本花花绿绿的小册子上，大家列出了他们利用周末一起去“逛屋邨”时发现的香港公屋的种种问题，还附上了自己拍摄的图片、搜集的数据，并一一写下具体的建议。
“如果你提的意见我们可以做到，做了之后又对居民更好，那为什么不去做呢？”本着这个“简单”的想法，房屋署的建筑小组采纳了许多居民的建议。
多年以后，前往牛头角上邨参观的赵路兴惊讶于这个廉租房群落细致的规划。他来自中国内地，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他发现，房屋署的建筑师们甚至专门研究了季风对高楼的影响，以便让廉租房的通风效果更好。
“这是我们做高档房地产都不会考虑的。”赵路兴感慨。
在居民的提议之下，牛头角上邨还有着成熟的公共空间：整个屋邨添置了300多张长椅，方便居民休憩与闲聊。为了防止椅子在夏天遇热发烫，房屋署放弃了原来的不锈钢材料，采用居民提议的环保材料。山脚的大型广场上，按照居民提议，撑起了一个白色帐篷，方便社区举行大型聚会。
这也让赵路兴得到启发。“以前我们设计保障房，光想着房子里头怎么弄，没想到其实这些低收入住户，他们也需要户外空间，去互相交往。”
在长达数年的互动之中，政府与民众之间“互信多了”
“那时候我们和房屋署，什么都可以商量。”坐在位于37层的新家之中，何对一切都感到很满意。
听取居民意见后，房屋署在屋邨内增加了许多有利于老人的设施。从山脚到山顶，不锈钢扶手随处可见，方便年迈者扶着行走。每一条残疾人通道都宽敞平坦，可让两架轮椅同时通过。大楼之内，蓝色的指示牌映衬在涂着黄色油漆的墙面上，字体特大而清晰，方便老人在每一层20多个单元中顺利找到自己的家。
“他们是讲道理的，我们交流的模式，完全不是他们故意针对我们，我们又不停地为自己辩护。”王国兴慢悠悠地比划着手势，回忆当年与居民的交流。他习惯用“互动”来形容这种交流。在长达数年的互动之中，政府与民众之间“互信多了”。
“我们不再去管设计到底漂亮不漂亮，或者是不是我们政府最想做的，完全是街坊想做什么，我们就去帮他们实现。”王国兴说。
在赵路兴看来，廉租房修建过程中这样的公众参与，内地城市相较之下“还有很大差距”。“他们的建筑师可以听到居民意见，知道居民的住房需求到底是什么，我们建筑师听不到。”
不过，在王国兴眼中，即便在香港，牛头角上邨的模式也“难以复制”。
“以前我们也有咨询公众意见，但那是单方面的，其实是我们先把一个东西做好了，然后问大家觉得好不好。”王国兴有点儿不好意思地笑着说，而房委会“原邨安置”的决策，给了房屋署一个契机，让政府“从零做起”，“和街坊一起做一样东西出来”。
这么多年过去了，别人还记得我，真是没白做这个房委会主席
在全港700多万市民中，约有30%的市民长期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廉租房里。这些廉租房的单位面积为30~60平方米不等，租金约为同地区市场价格的1/4，为一批底层市民提供了有保障的安身之所。然而，在普通香港市民的心中，“屋邨”并不仅仅意味着价格低廉的福利住房。
拆迁之前，牛头角下邨二区吸引了许多怀旧的市民。有人特意去为一幢幢老旧的楼房留张影，有人去寻访40多年前就开始经营的传统美食，一碗牛杂，或一碗鲜虾云吞面，也有人只想去感受一下那种独特的邻里关系。
“在社会现实的急速发展过程中，我们都迫不得已地经常要跟所爱所属的说道别，唯一令我们安慰的，就是我们一同经历的种种喜怒哀乐，日常种种片段点滴……集合沉淀起来便是不可磨灭的集体回忆。”探访牛头角下邨之后，香港作家欧阳应霁这样写道。在他眼里，每一个旧社区都有它“独特诱人的老味道”。
历经一年多的拆除之后，牛头角下邨眼下荡然无存，不久之后，空置的土地上将重新兴建一个大型社区活动中心。
为了保存旧社区的集体回忆，王国兴特意在新屋邨的山脚下设立了十几个玻璃壁橱。射灯之下精致陈设的，是他从老住客那儿淘回来的一批旧物品：一个绣花盘，一张黑胶唱片，一套雕花陶瓷茶具，几部海鸥牌相机……
房屋署请来一位摄影师，专门为牛头角下邨二区留存下生活片段的影像。那条空旷无人的悠长走廊，一位老人打开家门的瞬间，几个街坊笑着聊天的一幕，都被一一收进了相机。照片随后被打印放大，挂在新屋邨的里里外外，变成了新生活的背景。
“其实这些我们都不用看啦，都记得。”在一幅记录下邨中秋晚会的照片前，有居民笑着说。许多居民最满意的，是搬迁之后，“那份情还在”。
走在屋邨附近，何总会听到有人大喊一声：“何伯。”他老了，渐渐想不起眼前那些老街坊的名字，可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让他的眼睛笑成了两条缝。在菜市场，鱼档老板与他相识多年，老人还没走近，鲜鱼便已为他切好。
“只买那5块钱的鱼，我都不好意思了，人家生意难做啊。”说起这些，何一直地笑。妻子常去女儿家中帮忙带外孙，何在屋邨里自得其乐，坚持每一顿饭都自己做。
为了感谢多年以前房委会作出的决定，搬迁之前，一群居民特地邀请郑汉钧“重游故地”。“这么多年过去了，别人还记得我，真是没白做这个房委会主席！”这位已经卸任的高官马上接受邀请，穿上一身深蓝色西装，来到了下邨。
李达旋至今记得，这位主席“毫无官样”。他与老街坊在屋邨的篮球场上边走边聊，还不时拿起自己的高级单反相机，对准老屋。
“我最满意的是可以让居民，特别是长者，可以很健康，无忧无愁地安享晚年。”时隔多年回忆起当年的决定，郑汉钧说，“作为决策者，我自己都有一份满足感。”
当年的决策现在已经融进了居民的日常生活。新屋邨的山脚下，两位年近八旬的老伯坐在一棵大榕树旁回忆过去。
“那时一大早起来，1个先令买个叉烧包，吃了就去上班。”
“什么工都做过了，港岛那幢什么楼，现在还在的那幢呀，我有份铺水管的。”
“美心（餐厅）这个灯箱啊，我年轻时不就是做这个嘛。那时哪有现在的人幸福啊，有什么做什么……”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30多岁的时候他们便已相识，常常互相介绍工作。后来，他们一人扶着拐杖，一人坐着轮椅，一起从牛头角下邨搬到了上邨。
本报记者 陈倩儿 图片为香港房屋署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