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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档案
邓一江，国家大剧院副院长、新闻发言人。
对话背景
日前，国家大剧院迎来4岁生日。在过去的4年里，国家大剧院已经发展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的表演艺术中心，成为北京乃至中国的一张文化名片。同时，大剧院已经把开幕之初的500元平均票价降到314元。
然而，在很多普通观众看来，国家大剧院的演出票价仍然很高。作为公益性单位，国家大剧院能否作出表率，引领国内各类演出场所降低票价，推动文化演出市场的真正繁荣？就相关话题，中国青年报记者日前专访了邓一江。
中国青年报：自2007年12月22日首次正式开门迎客，到现在过了4岁生日，国家大剧院已经把4年前的500元平均票价降到314元，这个价位和北京乃至全国其他剧院相比，算不算偏高？
邓一江：4年来，国家大剧院的商演收入平均每年都在3亿元左右，平均票价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从我们的数据分析看，现在全年商演的平均票价是314元，并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因为剧院是公益性质，从开幕运营之始我们的票价就定得比较理性，加上逐步建立起一套严格的数据统计和科学定价体系，不会因为市场需求加大，而把价格调得特别高。
可以说，目前大剧院的票价普遍低于其他剧院的同类演出。据统计，以柏林爱乐首席铜管五重奏的项目为例，大剧院最高票价为300元，比市场价格低100元左右；2010年新年音乐会的最高票价为1680元，迎钟声新年音乐会最高票价1280元，同时期相同演出的市场最高票价基本在1800元至2000元左右。
中国青年报：目前国家大剧院的票价档次和比例是怎么设置的？
邓一江：为了降低票价，让观众能够走进大剧院，我们在票价的分类上是经过市场调研的。目前，国家大剧院各演出季的票价多达几十个档次，500元以下的中低档票由开业之初的72%上升到总票数的83%，而300元以下的低价位票也从43.96%逐步上升到52%。例如伦敦交响乐团、荷兰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等大团云集的2012年新春演出季，票价细分为43档，最低票价仅为60元，500元以下的中低票价占到了75%，800元以上的票价仅占7%。
中国青年报：为什么做了那么多努力，我们的票价和观众的心理价位还有那么大的距离？今后我们的这些降价措施是否继续实施，怎样进一步完善？
邓一江：这个问题大家应该全面来看。票价跟融资渠道、演出成本和观众的消费习惯都有关系。国家大剧院每天的运营成本是50万元，维持一年运营的收支平衡需5亿元左右。事实上，国家每年给我们拨款为1.25亿元左右，占25%，这就意味着，剩下75%的资金需要我们通过市场化的运营方式来获取。国家大剧院是一个标志性的剧院，要兼顾市场，还要兼顾观众的承受力，在这两个点上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
国家大剧院不能亏本办，但也不能以追逐经济利益为目的，我们是公益性事业单位，我们的宗旨是“人民性、艺术性、国际性”，倡导的是“让艺术改变生活”的核心价值理念，关键还是要让更多的人走进剧场。有三个误区我们始终在告诫自己：第一，我们不是看场子，有钱你就进，我们是一个国家级表演艺术中心；第二，我们不是以营利为目的，我们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第三，我们不是为少数人服务的艺术沙龙，应该让广大人民群众享受这一社会文化设施。
中国青年报：实际上，中国观众多年来一直以极低的收入水平，“享受”着几乎世界最高的票价。一项统计显示，在美国、日本等地，一场演出的平均票价一般保持在国民月均收入的1/20以下。而在我国，尤其是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一场演出门票相当于一般教授工资的1/8~1/6。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之间票价“倒挂”已是不争的事实。对于降低票价，国际上有什么可以借鉴的运营模式？
邓一江：国外一些知名剧院通常只有一个剧场，日常运营成本低，而且政府投入大多占到50%以上，更重要的是，免税政策使得社会融资非常踊跃。对国家大剧院来说，目前，政府拨款占全年运营经费的1/4多，因为缺少相应的税收配套政策，企业赞助这部分还不是很多，一年只有几千万元。仅靠大剧院让利，进一步降低票价还有难度。因此，我们希望政府能通过税收等政策杠杆引导更多的企业资助公益性文化事业。如果将来有更多的企业和社会力量资助的话，大剧院的票价还可能更低，那时就会有更多百姓走进大剧院，享用这个国家级艺术殿堂。这是一个要由全社会关注的事情。
中国青年报：“国家大剧院制作”一直是国家大剧院引以为傲的品牌，4年里，有21部自制及原创剧目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诞生。为什么要制作大剧院自己的剧目？
邓一江：在2007年试运营阶段，我们就通过实践意识到像其他剧院那样靠租场子盈利行不通，拿我们的歌剧院来说，每场租金是10万元，可成本却高达23万元，若出租场地，演一场赔一场，观众也得不到实惠。
所以，必须要像国际知名大剧院那样拥有自己的剧目，有了自己的保留剧目，大剧院才有竞争力，才可以用自己的产品跟其他剧院交流、互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