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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过不惑之年的尹卫东，与病毒打了20多年的交道，攻克了无数个病毒，获得了多个第一：中国第一支甲肝灭活疫苗，国内第一、全球第二的甲乙肝联合疫苗，中国第一支人用禽流感疫苗，全球第一个完成Ⅰ期临床研究的SARS疫苗，世界第一支甲流疫苗。这些都是他率领的团队研制出来的成果。
但就是这个连病毒都难不倒的斗士，却因为一场报告会犯了愁。
中专学历的他被一所中学邀请去为高中生做报告。“人家上高一，肯定是要谈高考的，高考都想着要上清华、北大。”但做好学生、考高分、上名牌大学这条人们眼里的康庄大道，恰恰不是尹卫东的成长路径。
中专学历，学校普通，但这并不影响他日后走向成功，“我和我的同事经常讲，你一定不要小看你自己，我一个中专毕业的，在卫校上了8个学时的病毒学课程，但我在全国就能第一个把甲肝病毒分离出来，这按现在的逻辑是不可能的。”
对于自己的成长规律，尹卫东坦言没有总结甚至没想过，但有一点，他觉得很重要，“学习本身不是为了成绩而学的。”
中学赶上地震
地震让尹卫东的中学时代变得有些不同。
1964年，尹卫东出生于河北省唐山市的丰润县。1976年地震发生时，他正在上初中二年级。地震后，房子塌了，校园没了。
震后重建教室成了尹卫东的学习过程。教室没有了，老师就带着学生自己盖，要学着码砖，还要思考如何防震。在老师的带领下，他还和同学一起到林场栽柳树，到农田授粉。
这些与正规的课堂教育不同，没有课本，学生们不懂授粉，甚至在栽树的时候把芽孢冲下插。但在他看来，只要在干，就是收获。
1977年的物理课让尹卫东记忆颇深。第一节课上，老师把学生们都叫到院子里，院子里放着一台拖拉机，谁开得走谁就合格了，考试也不用考了。
放在现在的学校，这或许是无法想象的，但在尹卫东的中学时代，这样的经历比比皆是。
他还记得在学校小树林里上的一节课：一块小黑板，半盒粉笔，老师拿着人民日报讲“人定胜天”。
虽然今天明白“人定胜天”这种观点是错的，但是尹卫东说，那堂课给了当时的他一种信念：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人一定能战胜磨难。这段经历，也许能解释工作后为何他能以一人之力，成功分离出甲肝病毒。
初中毕业后，尹卫东进入当地历史悠久的车轴山中学。
当时，学校的养猪场每两个月杀一头猪，为学生改善伙食。猪的叫声极其响亮，一杀猪第二节课就能知道了，之后大家都变得很兴奋。“我们都把饭盒摆在教室门口，一下课，像箭一样迅速拿着饭盒冲出去。”
那个时候，他跟猪的感情很亲，可是学习并没有进步。“高考的时候全县就两个班，我在我们那个班算是排在倒数前十名。”
中学教育留给尹卫东的印象是“一个高度灵活的教育，没有特别的要求，兴趣也不是特别多”。
虽然没学到什么书本知识，却让他接触到了社会，尹卫东“自己对生活也有特多的崇敬”。
卫校打开兴趣之门
如果再参加高考，尹卫东笑说，自己可能有一门能得满分，比如甲肝病毒。
尹卫东最熟悉的就是甲肝病毒，从1985年分离出甲肝病毒TZ84(沿用至今)，到1999年研制出甲肝灭活疫苗，他与甲肝病毒可谓结下不解之缘。而甲肝病毒分离成功，也是他人生中第一个科研成果，这一成绩使他的工资连涨五级并晋升中级职称。
有人疑惑：高中排名倒数的学生，如何能搞科研？
这得益于尹卫东的医学知识系统。
中学教育并没有帮助尹卫东建立一套真正的知识系统，尹卫东个人知识体系的真正建立是在卫校学习期间，正是这一阶段的学习打开了尹卫东的兴趣之门。
回顾那段学习经历，他坦言自己读中专的用功程度远远大于读高中的时候，“一下子变成学校里提问题最多的学生”。
与中学教育不同，卫校里的医学教育是非常系统的。虽然有数理化的基础，但是医学教育由于其自身的特点，自成一体。
“首先是根据这个学科，建立自己的逻辑，然后把知识串起来，这个东西就太好玩了。你可以从微生物推到传染病，从传染病推到药理学，从药理学推到化学，从化学推到生物化学。”
其实他很可能与卫校擦肩而过。那年高考，他考了249分，离大学分数线256分只差7分，只能进中专。他想复读再考大学。
“如果考上中专都不上，就不是国家需要的人才。”班主任的一句话让尹卫东放弃了再考大学的念头，进入中专学习。
当时社会上最时髦的两件事：方向盘和听诊器，都是尹卫东喜欢的。他想拿听诊器，于是就报考了卫校，却阴差阳错地选择了卫生学专业，走上了防疫之路，创办了北京科兴生物制品公司，用他自己的话说，叫“从此踏上‘不归路’”。
“那个时候的解剖，每一根骨头，一节一节地去数叫什么名字，哪怕是葱头的皮、青蛙的心脏，都认真地去学。所以一下子钻进去了，就再也没有想过说我将来是不是考大专，就一头扎进去了。”
上好学校不是理想
要说想在报告会上给高中生讲什么，不走寻常路线的尹卫东真正想讲的是：“学习和考试，成绩和能力没有必然的联系。”
在尹卫东看来，上学期间的考试是按照书本的内容去填空，在有限的时间内答对了，只代表理解书里的内容。
他认为“更可恶的是那种所谓的应试教育”。他用勾股定理举例，定理本身很简单，但在应试教育中为拉开距离，勾股定理被编成各种各样的题来为难大家。与老师想到一起的分数就高了，被难住的分数就低了。但在现实中，这样的情况则不会出现。“所以那种考试成绩和你的实际能力是不一致的。”
尹卫东觉得，小时候是为了兴趣学习，也应该为了理想去学习。最重要的一点是“不应仅为成绩而学习”。
中专毕业后，百分之八十的同学选择进入大专进修，尹卫东却坚决反对。他认为自己的兴趣在传染病、流行病、微生物学上，没有必要浪费时间重读数理化考大专。
对专业和业务的追求，是尹卫东中专毕业后“特别崇敬的理想，特别想干的事儿”。
按照当时的情况，中专毕业的学生在医院里只能是最低等的医生，几乎永远当不了主任医师，顶多当一个主治医师。年轻气盛的他却认定自己的中专一定比大学强。“当时也是年轻，有着一股劲儿，坚信自己是正确的，干得好的话就把事儿干出来。”
凭着一股劲儿，尹卫东不仅成功地分离出甲肝病毒，而且，在近10年中，他带着他的团队创新了一个又一个纪录。
他和他所带领的团队经过600多个日夜的拼搏，完成了SARS疫苗的I期临床实验，使我国成为该领域世界上第一个进入临床试验的国家；他们用87天的神话速度研制的甲型H1N1流感疫苗，是全球首支获得国家(或地区政府)药品批准文号的甲型H1N1流感疫苗。
不是名牌大学毕业的，不是硕士（他在北京科兴成立后才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学习并获得EMBA硕士学位）、博士，分离病毒时和自己一起做研究的同仁们出国了、当官了，尹卫东还一个人坚持着。“20多年了，我就扎在甲肝病毒上。为什么？因为我喜欢做这个，天生有研究传染病的情结，我也没别的本事，只会做这个。那不管别人说啥，你一竿子做到底就是了。”
现在很多人把上好大学当成理想，尹卫东却对此表示不赞同。特别是在与一些名牌学校出来的学生的接触中，他感觉到他们的理想有些迷茫。“上好学校我不认为是理想，理想也不会是那个好学校，理想是对你最高目标的追求。然后再围绕你的目标建立你的兴趣。你满足了兴趣，目标又超前，你的目标又会变得更大，你再去学，这样的学习循环是好的。”
实习生 邹春霞 本报记者 雷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