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企业制度少些“分裂式”批评

    李荣融是首任国资委主任，有媒体称，他在任时可能管理着“世界上最庞大的资产”。如今他退休了，观点仍掷地有声。新年前，李荣融对媒体一席谈话，尤其是“国进民退是伪命题”的判断，再度搅动舆论热浪。

    他的理由很简单。数据表明，中国民营企业和非公经济年年都增长，不存在“国进民退”。况且，不论国有企业、私有企业，本质都是“国家队”。

    他说：“就好像一支篮球队，光有前锋没有后卫行吗？不行。今天投篮成绩比较好的可能是国企，但不等于说民企明天就一定是这个状态，它也会成长。作为国家队，没有理由只有国有企业，不选非公企业。谁优秀谁就出场，都是为中国争光的。做企业没必要分得那么清楚，国有还是非国有，仅仅是投资者不同。”

    这番话肯定触动了一些人的神经。中国推进现代公司制的股份制改造这么多年，但对企业“国有”、“民营”到底谁大谁小、谁多谁少、谁先进谁落后，相持不下，几乎有得“精神分裂症”的嫌疑。

    尤其在市场低迷时刻，竞争加剧，企业效益下降，这些有关“国进民退”的声音就大起来。他们不去探究“战场上”的真实变化，反而总拿“部队番号”说事儿，轻则说是避重就轻、贻误战机，重则说是转移矛盾、敌我不分。比如，唯独被他们忽略掉的市场趋势，就是“国退洋进”。

    李荣融的话对这些不觉悟者，应该算是个公开提醒。陷入国有、民营之争而不能自拔的观点，其实是画地为牢。他们既没有认真了解历史，也缺乏对现实的真切体察。

    从历史上看，二战之后欧美各国，“国有化”浪潮一直是大趋势。法、德、英等市场经济大国，看到了不受遏制的竞争所导致的危害，以加大国有股份的方式改造企业，从而让企业效益更多地转化为广大民众的福利。西欧福利国家的一个基础条件，就是在公用事业等众多要害经济领域，实施“国有化”。

    后来，发达国家经济为“滞涨”所困，“私有化”浪潮再度兴起。一直到2008年华尔街搞出了大危机，99%开始反对1%了，“国有化”又露端倪。美国两大房贷机构都被政府接管了，美联储又大笔大笔印钱，以国家信用，来为那些所谓“私有”的金融企业埋单。

    一正一反，可以看出，发达国家经济体的企业制度，本身就是“混合体制”。“私有化”的市场竞争是基础，“国有化”的政府管理和规划，则在危机时成为主导者。前者机制灵活，对市场信息反应敏锐，但容易惟利是图，不顾社会责任，造成两极分化；后者机制稳定，利于推进长期计划和可持续发展，但易僵化，滋生“官僚化”腐败。但两者谁也不能“杀死谁”，只有相互依靠，互为促进，互相监督，才能构成一国真正具有竞争力的企业集群。

    再从现实看，国有、民营之争，须放在当下中国企业进行全球竞争的视野中观察。那么，统筹兼顾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两个“战场”，总体而言，中国企业相比跨国公司，不论从技术还是资本上看，仍是弱势一方。

    李荣融说得清楚明白，“你说中石油、中石化，垄断什么呀？价格是国家有关部门定的，不是他们自己定的。中国3个石油公司加起来，还不如美国一个埃克森美孚。”

    央企如此，何况私企？中国民营企业30年积累下来的有限力量，体现在联想、华为、TCL等几家大企业身上，但看看他们在国际征伐中遭遇的挫折，就会懂得“靠单干”，在国际市场上与跨国公司血拚的成功率并不高。

    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说，就算是狮子，一旦落了单，也能被牛群给顶死。中国企业在弱势状态下，为什么不能打破自我的观念束缚，让“国有”、“民营”企业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特长，组合成一个又一个真正有战斗力的企业集群？

    按照日本经济问题专家白益民先生的话，中国要建立“内和外战”的企业航母编队。毋庸置疑，这个“编队”既要有航空母舰，也要有空中、海上、海底等各类舰只和武器，才能形成真正有效的“集群作战能力”。

    从这个意义讲，国有、民营只具有投资者属性，而没有决定企业成败的意义。股份是流动的，在现代化公司制度规范之后，企业本身都要在市场中检验自己的效率和能力。市场只承认好企业、强企业，淘汰差公司、弱公司，国有或民营企业，都需要在多层次、全方位的市场格局中，找准自己的定位。这才是关键和根本。

    至少李荣融从实际工作中看透了这一点。他说，“现在讲的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讲究优胜劣汰，谁资源配置效率高，就应该支持谁，而不应该问你是国有还是非公”；“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不管他姓资姓社。大家也可以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国企。不存在我们挤了谁，谁挤了我们”。

    笔者认为，这种态度很开放，也很实际。显然要比各种陷入体制“分裂症”的空论者更懂企业、更懂市场。

    空论者的特点，就是往往陷入自我逻辑的“推理陷阱”，被概念和教条所迷惑，而不懂得真实市场竞争中，尤其在事关企业生死的“战场上”，要把战略和策略、目的和手段结合起来，要主动规避“一条道走到黑”的极端思维。

    其实，几十年来中国企业在市场上真刀真枪与对手博弈后，换来的最有价值的经验，就是这种主动、灵活的战略战术。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企业管理学教授韩德强讲过一个故事：中国春秋时代，齐桓公拜管仲为相，就建立了粮食局、烟叶局等9个“国营商业机构”，用以调节市场供求关系。而国家经济运行的基础，仍是民间的私有市场交易。就是靠这么一套“混合经济体制”，管仲让齐国实现了民富国强。

    对中国企业制度总是进行“分裂式”批评的人，多多少少都习惯于搬用西方的“本本主义”，却很少去认真梳理自己国家的历史经验。这使他们看上去振振有词，实质上观点偏颇。

    李荣融如今在大学里教EMBA，据说不论国有还是民营的企业家们，都爱去听这位前任央企“大老板”的课。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抢了某些“书呆子”的饭碗。难怪，他上述一席话刚说完，那些患有 “分裂症”的企业专家，似乎就坐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