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中国学术的公共性和思想性

    学者刘建平的新书《当代中国史论——实证的知识呈现与思想表达》，是他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研究的心血之作。既是言之凿凿政治、外交过程研究，又构成逻辑清晰的“中国问题”知识体系，呈现了一个学者由苦心孤诣到卓然超拔的学术思想历程。

    学术和思想本是健康学术生产的一体两面；既没有无学术的思想，也没有无思想的学术。然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本该随着政治和经济改革推进而不断创新进取的学术生产，被硬生生撕裂为思想和学术纷披的两途。当代中国思想史主流话语所描述的“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畸变，不但暴露出学术的空疏和思想的贫血，也成为中国学术残缺化不打自招的羞耻印记。昔日备受尊崇的学术界，在社会进程中不可救药地沉沦，知识分子的良知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巧言令色的宠物性写作和欺世盗名的江湖性写作，越来越令人窒息。

    但正如鲁迅先生所主张的中国不应该失掉自信力，每个时代都会有诚实劳动的知识分子。刘建平继去年的《战后中日关系：“不正常”历史的过程与结构》之后，又出版《当代中国史论——实证的知识呈现与思想表达》，让读者再次感受到实证学术的震撼性和逻辑思想的力量。

    正如作者本人所言：“以实证建构学术的公共性身份，以过程研究发现问题及其演变的逻辑，以知识思想体系的重建作为中国自我认识、认识世界和国际学术对话的前提。”这是他学术研究的基本路径和方法论。

    长期以来，中国学术在秘档制度和信息垄断的制约下，总体呈现基础资料欠缺而人云亦云之空论泛滥的特征。从过去的极左思潮压制，到当今的国际学术资本渗透，滑头主义和名利实用主义造成学人独立性丧失和精神自我矮化，种种臆测和经过意识形态改造和包装的伪知识成为学术研究的基础，现代和当代中国史里，多见似是而非和谬种流传。

    历史研究是一个民族建构自身学术并据以与世界对话、与强权博弈的知性基础，没有可靠的基础史料整理和历史知识生产并进而据此对“问题”的研究，不可能产生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的思想和理论。刘建平的著作中体现着一种学术自觉：知识是思想存在的前提。在他看来，“历史是在各种主体间对话和政治力量斗争中取舍可能性而展开的”。这一认识告别了长期以来困扰中国学术研究的历史决定论和意识形态束缚。他以实证的历史学和结构分析的政治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对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命题的形成过程的研究，迫近历史迷雾中的真相，努力重建中国自我认识和认识世界的知识思想体系。

    众所周知，当代中国问题的原点在于中国政治，生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刘建平的研究奠基于对中共党史的整体性把握，通过对中共党史重大问题的源流追溯和辨析，形成一条富有强大阐释能力的逻辑思想线索，实现了过程实证与结构分析方法论支撑的公共身份和独立思想建构。而这种建构，根植于他鲜明的中国问题意识，让读者在革命、建国和改革的历史纵深中理解中国问题，并且从中国问题研究中提出可以与世界历史参照、与西方理论对话的中国思想。

    刘建平以坚定的学术主体意识，从一点一滴的史料搜集和辨析做起，着眼于当代中国的现实，从容展开论述，几乎每一篇论述都振聋发聩，开愚启蒙。

    他的论域广泛，从中共党史中争讼不休的新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农业合作化的决策过程，到外交史上的“一边倒”国际战略和大国关系，乃至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主义、因食品安全问题引发出来的社会冷战理论和共同体政治学，视野广阔而分析独到，在另辟蹊径中呈现别有洞天的探索，一扫政治实用主义、名利实用主义的腐败气息和话语泡沫，与世界对话，为中国学术代言，让人感受到一个学术素心人的正直和勇敢。

    中国的学术界和政治社会领域一样，充斥着门户之见和意识形态对抗。不但学术泡沫泛滥、假冒伪劣崛起，而且造成了以政治取向为鸿沟的左右派学术街垒战。这种对峙和激战，在很大程度上搅乱了学术辨伪的秩序原则，学者们未曾研究先站队，盲从的“看齐”意识和“正确”观念遮蔽了探真知、求学理的阳光。在刘建平的论述中，左和右从来不是学术的基点，对左右政治观点的超越，使他真正拥有了学术创造的道德高度和思想深度，履行着一个真学者的社会使命。

    刘建平曾对一位记者说：“我的专业是学术研究，不是搞职称，也不是搞项目。现在不是饥荒时代，简单的吃穿用很容易满足，关键是你认为应该对社会、国家做什么样的贡献。”读了他的论著，便会对他的话更有所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