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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江明在媒体帮助下维权成功的例子，是对现有信息公开制度的一次实践，对于未来公务员录取中的双方有启示和警示的作用。”谈到宋江明维权成功的案例，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梅赐琪说。
在梅赐琪看来，公务员考录环节中出现体检舞弊问题说明了制度设计有漏洞，为黑箱操作提供了空间。“解决制度设计的漏洞，核心在于信息公开。实际上，越来越多的信息公开已经使得类似宋江明这样的事件在减少，即使发生之后也有可能通过媒体监督的力量获得解决。”梅赐琪说。
但他同时表示，从本质上来说，任何一个制度都不可能完全没有漏洞，希望通过制度设计把公务员考录的漏洞堵住是不太可能的。
“回过头来看，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漏洞？说到底还是目前公务员考试的竞争太激烈了。”梅赐琪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目前的‘逢进必考’的确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保证公平，但是‘一考定终身’的制度，使得钻空子的收益特别大。在如此重大的收益面前，企图通过规则制定来杜绝‘钻空子’的行为，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梅赐琪看来，每一次制度上的漏洞修补，例如增加武警站岗、进行异地体检等，实际上都意味着行政成本的增加。“但行政成本增加到一定程度，是不可能再增加的。比如，让武警来看守考场，那谁来看守武警呢？有人看着武警，那谁来看守看着武警的那个人呢？”
“就像我们为了保证自行车不被偷，不可能永无止境地为一辆车戴上大量的锁一样。”梅赐琪说，“一味地为制度加锁，只能是一个死结。”
因此，在梅赐琪看来，要完善公务员考录制度，可能还是要改变公务员终身制，以及公务员权力使用不透明，福利待遇不透明的问题。
“目前，公务员的权力使用，福利待遇不透明，在客观上造成了社会公众对于公务员岗位的过度期待。有可能个别人或个别单位的情况，最后被放大、扩展到了整个公务员队伍，使得大家对于公务员的期待过于理想化，似乎考上了就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梅赐琪说。
他表示，上述现象与公务员任职终身制一结合，就使得一次公务员考试成为决定个人命运的大事，“当一次考试变得非常重要时，只要有一点空间，某些人就会去想办法运作”。
“一方面，社会关注公务员考录的公平性；另一方面，总有人试图钻制度的空子。在这么‘前赴后继’的‘钻空子’行为面前，制度的公平性自然难以维持，也就使得其成为社会各界拷问的焦点。”梅赐琪说。
在梅赐琪看来，要想解决这一尴尬，一方面要让公务员考录这辆“自行车”时时处在阳光之下，受到众人监督，通过信息公开来提高暗箱操作的成本。更为重要的是，要从“偷车人”赖以生存的“市场”入手，以降低钻招考制度空子带来的收益。
在美国马里兰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的梅赐琪向记者介绍了美国的公务员制度。
“美国公务员不是‘铁饭碗’，其权力运作、薪酬和福利都是公开的，包括什么样的岗位可以在什么时间退休等，都是非常明确的。”梅赐琪说，“这使得大家不会把考公务员当成‘一锤子买卖’——考上了我的一生就会发生改变，而只是把它当成一份普通工作而已，完全没有必要担着风险钻空子。”
他还介绍说，美国的公务员招录中采取了“效率优先”的原则。“与我们逢进必考的思路相反，美国除了技术岗位和执法岗位之外，没有全国统一的考试。美国的政府和私营部门一样招聘雇员，各个部门自己单独进行竞争性选拔。”
“更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以后，美国的政府部门在招聘中甚至都不对应聘者进行顺序排名，而是采用分等次排名的方法，用人单位可以在同等次的应聘者中选拔他们认为更适合自己的人。”他补充道。
梅赐琪表示，解决公务员考录制度设计问题的根本在于打开公务员招考、待遇和权力的黑箱，打破公务员的终身制，使得社会公众对于公务员的职业期待回归常态，使得公务员考录过程回归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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