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报《大工地》

    “有一次我从老家回北京，拿着行李包上公交车，行李蹭到了旁边女孩的包，她就开始擦她的包，擦了又擦，最后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跟她说：‘姑娘，别擦了，我的包没有那么脏。’建筑工友老蔡说起这事来仿佛刚发生在昨天，旁边的老乡补充说：‘我们去乘地铁，别人都很挤，但我们一点也不挤。’”

    这篇名为《城市里的陌生人》的文章，让木工何正文躺在工棚里看了又看，觉得“世上报纸那么多，这才道出了咱建筑工的心里话”。

    “层层转包迷失双眼，教你剥去外衣认清老板”、“欠薪不再只是劳动争议，恶意欠薪列入刑事犯罪”、“农民工该享有四类社会保险，你知道不？”“如何避免‘以命讨薪’？给你支几招儿。”一个个跟讨薪、工伤有关的法律小文章，让来自河南的建筑工老曹看得兴致勃勃，觉得自己也成了个“懂法”的人，“这说的挺实在，没啥虚东西，有用。”

    这些小文章，出现在一张叫《大工地》的“小报”上。

    为建筑工人办份“小报”

    没有正式刊号，不受大多数施工单位的“待见”，甚至每期800元的印刷费，都要靠一些老师和工友捐钱凑出来。但从2009年9月诞生到今天，它依然“固执”，固执地只关注一个群体——建筑工人；只做一件事情——让建筑工人的维权更顺利一点、活得更有尊严一点。

    平均每月出一期，每期4个版，印数3000份。有人说《大工地》是份小报，而在主编李大君看来，它“连小报都算不上”。

    在仅有4人组成的采编团眼里，它是由一家公益机构——北京行在人间文化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人间）和一群有热情的大学生——安全帽大学生志愿者服务队，一起“捣鼓”出来的“有意义的小事”。

    捣鼓的灵感源于李大君听到的建筑工人的一句话。2008年，李大君带领安全帽服务队到一家工地开展“流动书屋”时，一个常来借书的建筑工的一句话：“你们的图书没有写建筑工人的，能不能办个专给建筑工人看的东西？”

    李大君理解这句简单请求背后的渴望。

    李大君2007年年底在北京市海淀区一个流动人口聚居区做调查时，就结识了一群建筑工。他们匮乏的文化生活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对建筑工来说，他们流动性很大，工地很少有自己的公共文化设施，宿舍更不可能提供电视。”李大君告诉记者，“我接触到的大部分建筑工棚，施工方只提供36伏的低压电，连手机都无法充电。”

    建筑工困顿的经济条件，也大大限制了他们对文化知识的获取。“作为农民工群体的最底层，建筑工连最基本的劳动权益——按月发工资都无法保障，每月只能领几百元的生活费，甚至有工地用饭票、代金券替代工资。吃饭都成问题，哪有余钱‘消费文化’？”

    现实条件差，并不能阻挡建筑工对文化的渴望。

    李大君记得，《大工地》出现前，几年来他进工地宿舍探访时都要被一个问题“轰炸”：“工人总是问我们，有没有书可以借他们看？他们说地摊上的书大多很庸俗，看多了也觉得没意思。”

    为了帮建筑工解决这个“精神需求”，“人间”和安全帽服务队想了不少招数，而《大工地》是最后一个。“我们在工人宿舍的过道上办过流动书屋，免费租书给建筑工看。因为数量有限，要求借书的工友交5元押金。一开始我们还担心工人怕我们拿了押金就消失，但当晚还是有40多个工友从我们这里借书、交押金。”

    “5元对建筑工来说，不是一笔可以随便挥霍的小钱。”提到这个，李大君感慨颇多。这时，一个建筑工发了话：能不能办个专给建筑工人看的东西？他和安全帽服务队的几个大学生一合计，行！

    就这样，小报《大工地》诞生了，目前坚持了31期。采编人员之一——清华大学研一学生小陈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大工地》直到今天，也还是北京8个区、30多个工地、10万人次建筑工“唯一的日常读物”。

    对此，她觉得挺骄傲，又有点辛酸。

    志愿者给建筑工读“小报”

    作为“小报”，《大工地》定位很“小众”——就放在给建筑工普法、提高文化上；但格局又不小——“报纸虽小，栏目设置‘五脏俱全’。”几位采编员这样告诉记者。

    记者看到，这份小报的固定栏目真不少：“社会新闻”关注中国当下的重大劳工新闻和劳工政策；“时事评论”通过评论重大劳工事件激发工友思考，在QQ群上形成讨论；“工地故事”通过其他建筑工成功的讨薪、维权案例，给工友们做表率；“知识天地”以最平白的语言把劳动合同、工伤鉴定等最基础的法律知识，讲给建筑工友听；“工友心声”全刊登的是工友通过手机、QQ或干脆是手写稿发来的小诗、小画。

    用李大君的话说，今天看来，“工友心声”是最受工友欢迎的栏目。“让建筑工发现，原来建筑工不是人们眼中缺乏知识和文化的人，而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

    “我们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模仿，只有‘人间’和安全帽服务队的大学生集体讨论，这张小报该办成什么样？力图贴近建筑工的生活，能关注他们的生存状况，又能对他们的未来提出思考。”谈起自己的编辑思路，李大君字斟句酌。

    但他们有一个坚持：坚持每期都有大学生志愿者到工人宿舍里，把小报亲自发到工友的手上，并给他们做导读。“近郊工地还好，遇上远郊工地，我们就周末带上报纸在工人下班回宿舍的路上发，有时也直接进宿舍发。”

    然而，就像所有励志故事的开始一样，《大工地》初次与建筑工的“邂逅”，并不顺利。

    最初几次发报纸时，让“学生娃”的一腔热情受打击的是，多数建筑工觉得很“奇怪”，不敢接。

    “一开始大家都不敢要，想谁会给建筑工免费发报纸？讹钱咋办？”回想自己第一次看《大工地》的场景，那时在北京某工地做木工的何正文历历在目，“后来，几个胆大的要过来瞅了瞅，一瞅，嘿！这个好！后来大家都不怕了，乐意看。”

    《大工地》也不辜负工友的信任，为吸引建筑工的“眼球”，这份小报要根据各个时期的主要劳工问题，适时编排报纸内容：春节后，会专门开辟劳动合同讲座，方便建筑工友做好合同签订和维权证据的收集工作，防止打工陷阱；春末夏初，会针对北方工友回家收割小麦，开辟夏收讨薪专题；盛夏到来时，会专门连续几期刊载高温天气下劳动保护的法律政策和工友维权指引；秋末，会针对北方工友回家秋收，刊载秋收讨薪专题；年底，会连续几期刊载年终维权、买火车票专题……

    “我们希望这个小报能让建筑工一直乐意看下去。”李大君说。

    现在，每期《大工地》迟到几天，何正文身边的工友就撺掇他去问问，“大学生，这期《大工地》咋还没到？”甚至，不少工友还形成了“阅读习惯”。“每期来了，我先看劳动方面的政策、法律法规，再看咱讨要工钱的故事，最后看看工友心声，能看上好多天。”来自湖北的钢筋工谢师傅憨憨地说。

    慢慢地，即使没有稿费，也开始有建筑工来投稿了。有的自己写首小诗，有的拿工棚里的铅笔画个孙悟空、画一条神气的龙，递给来发报纸、讲报纸的大学生们，“大学生，你帮我看看这个登出来中不中？”

    建筑工人说心里话的地方

    说起为啥爱看这份小报，每个建筑工心里都装着一个理由。“人间”工作员、《大工地》编辑之一胡秀丽告诉记者，首选理由是“里面的法律知识对咱维权管用”。

    “打工苦，打工累，干活容易要钱难，没有法律意识是关键。只知埋头苦干，不知法律维权。现在最想买份《劳动合同法》文本看看！”这是一个河北工友发在《大工地》上的小诗，相当程度上，这也是绝大部分建筑工的真实写照。

    “可以说，建筑工人是全国各行各业中，工资拖欠最严重、工伤发生几率最高的人群。他们的首要困境是生存，是拿到自己的合法劳动报酬，出了工伤有人管。”胡秀丽说，“所以，他们最需要知道自己的正当权利，知道哪些讨薪成功的例子可以学习。”

    而相比艰深、昂贵的精装法律书，《大工地》这份“小报”更让建筑工们喜欢。

    李大君记得，2009年《大工地》刊登了一篇何正文、何正武兄弟追要劳动合同的故事，直接激发了河北邢台的20余名建筑工人集体追讨劳动合同案，并获得成功。

    “建筑工基本上都是包工头拉来的，还鲜有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意识，觉得反正只要最后给我工钱，签不签合同无所谓。但一旦用人单位欠薪不付，或者你负了工伤，没有一纸劳动合同几乎是举步维艰。”李大君告诉记者，而用人单位往往利用建筑工人“不懂法”的软肋，让建筑工流汗又流泪。

    何氏兄弟追要劳动合同成功后，这样感慨：“法律就是国家铸造的一口大钟，你不去敲，它就永远不响。”

    “一开始看几期报纸很难看出效果，过两三个月再去，就听一开始不太想学法的建筑工大叔跟他身边的工友讲：‘把出入证留好，有用！拿到工钱之前一定得留着，这是咱有劳动关系的证据。”这个小小的“效果”，让胡秀丽欣喜地记在心里。

    这份小报让建筑工们喜爱，还有个理由是“终于有了个说咱们自己心里话的地方。”

    一位叫张纯省的工人写出了自己陪手指受伤的工友去海淀医院的经历，共鸣颇多：“下了车，我才发现我的脏手套、头上脏的安全帽、身上穿的脏衣服，和这个干净的医院有点不对称，我就把手套和安全帽放到一个角落里，跟着进了医院。……拍好片子，我们坐着等，有一男一女好像也在等片子，这时女的说了一句话：‘医院里还有这么脏的人哪？’声音不大，可我听的清，我知道是在说我。这句话我不会忘记，并不是因为别的，我没有为这句话而有丝毫的自卑感，只是对他们淡淡的笑了笑。因为他们看到的是真正的农民工工作时的样子。如果是在工地，他们可能不会大惊小怪，因为工地到处都是和我一样脏的人。我走到洗手间看了看镜子里脏兮兮的脸，笑了笑。想到了一句话：我们穷是穷了点，但我们不偷不抢，我要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们做到了……”

    一名署名“文丑”的年轻建筑工，讲了自己给家里寄钱的故事，戳中了很多工友的“泪点”：来自青海的他，家里年收入只有6000元，这次一次往家里邮了3000元工资。“母亲说，收到丑儿的钱后，老两口晚饭都没吃。觉着儿长大了，有出息了，高兴；又怕这钱来路不明，愁的。我跟娘说，‘这些钱尽管放心地收着，来路清清白白，世界上没有比这个钱更干净的了。’”

    “建筑工人普遍穷，平均日薪100元，为盖高楼流血流汗，一年也只能收入几万元，还经常被拖欠工资。但是，他们不因为穷而丧失了自我表达的愿望和权利。”胡秀丽认真地告诉记者，“有一个讲自己的生活，说自己的话的平台，哪怕是一份非正式的小报，对他们都很重要、很重要。”

    “小报”的生存之道

    尽管前后受到北京30多个工地、10万人次建筑工的欢迎，但《大工地》这份只办给建筑工人看的小报，注定不会有经营收入，不会有非常专业的采编团队，只有摸索出一条自己的生存之道。

    在“主编”李大君来看，这张小报有很多属于自己的自豪：每期平均只有3000份，但工友觉得不解渴，有人甚至主动要求捐工钱来提高印数；尽管《大工地》目前只在北京办，但在南京、南昌、广州等城市的一些工友，“闻讯”后也来信索要；有的工友过年回家了，还特别给大学生志愿者留个心愿：“把过年期间的《大工地》寄到我家，邮费我出。”

    与此同时，没有出版号、缺资金、施工单位“不待见”，有时让《大工地》举步维艰。

    “《大工地》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没有正式的出版权，只能是以公益交流资料的方式发放。所以在发报纸的过程中，也会遭遇城管人员对报纸的收缴。”提到辛酸史，李大君话语不多，“资金也不是很充足。每期按3000份印，大概也要800元，这是我能找到的报价最低的印刷厂了。”

    由于份数不足，《大工地》只能在发行中采取“通货紧缩”策略。“一间7～8个人的工人宿舍，只能发2～3张，大家共享，我们再去给工友宣讲。”小陈告诉记者。

    《大工地》生存的另一个阻力，是来自施工单位的“闭门羹”。“大部分工地对大学生志愿者进来发放报纸还是欢迎的，但也有少数用工状况极差的施工方，对报纸比较有敌意。”

    对上面的种种困难，“主编”李大君一直在设法“突围”。“采编队伍不专业，我们就吸收工友进来，2012年，要用原汁原味的建筑工视角办‘工地故事’和‘工友心声’，这对我们的读者来说是最专业的。”他说，“目前，我们也收到了一个企业家基金的赞助，资金上暂时没有问题了。未来一年，我最希望的是‘人间’能成为民政局正式注册的公益机构，而不再以工商名义注册，让《大工地》能有个更稳定、可靠的‘娘家’。”

    大学生小陈没有考虑那么远，因为不管未来如何，她认为这份小报都有一个坚持下去的理由，“就是建筑工人与这张小报，相互把对方放在心坎儿上。”

    “我看到希望，把坚持写在岁月的脸上。打工者啊，在风雨中要坚强。打工者啊，大工地与你为了美好的未来，在风雨中一起成长。”《大工地》开办以来，收到上百条工友发来的感谢与祝福，而工友吴天明这首写给《大工地》的小诗，这是其中普通的一首。

    “高温了，请建筑工伯伯注意防晒。”“秋收，带上工钱回家。”“冬天到了，钢筋水泥特别冷，注意身体别冻手。”写在这份小报上的“四季暖语”，让建筑工们看了又看，温暖。

    在李大君眼里，它就是支持这张小报继续“存在下去”的原始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