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6日,经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裁定核准:重庆头号大毒枭敖兴满犯贩卖、运输毒品罪,故意杀人罪决定执行死刑。他的同伙周光全犯贩卖毒品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决定执行死刑。同日被核准执行死刑的,还有他们的庇护伞——重庆市公安局禁毒总队原副总队长罗力。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已于1月6日对上述3名死刑犯执行了死刑。该团伙的另一名主犯许其贵犯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敖兴满的“江湖地位”注定这次审判必将成为重庆禁毒史和打黑史的一个标志性时刻:他是重庆毒品犯罪的“教父”级人物,麾下的毒帮以及从该帮派生出的分别以谭力仁、李享为首的共三大毒帮,是重庆毒品犯罪不折不扣的“龙头老大”,控制了重庆市60%以上的毒品交易。
该案由重庆警方“7·30”专案组侦办,该专案组还曾在办理文强等大案中建立奇功。日前,重庆警方正式披露“7·30”专案详情,让这个充斥着毒品、枪支、仇杀、金钱和警毒“无间道”勾结的神秘贩毒集团浮出水面。这是重庆公安首次集中披露的打黑专案。
敖兴满制毒贩毒集团猖獗一时,曾“开辟”出一条跨省市、跨国界的“一条龙毒品通道”:毒品原料从缅甸经云南进入国境后,运送至重庆,一部分在重庆销售,一部分销往广东、广西、四川等地。这个集团的覆灭,意味着大西南地区的一大贩毒通道就此灰飞烟灭。
3个帮派的骨干成员25人,涉案46人。根据《刑法》规定,贩卖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50克即最高可判处死刑;而这个嚣张的集团,运输、制造、销售的毒品达几千公斤!最终,该团伙中的4人被判处死刑,5人被判处死缓。
构建通道,“老特务”成重庆毒品界“一哥”
“83年严打”期间,曾有多次犯罪前科的敖兴满,最终因抢劫罪、流氓罪获刑14年。刑满释放后,时年41岁的他成为重庆最早涉及毒品的人员之一。
当时,刚出狱的他,没有资金和人脉关系,只能小打小闹。但野心勃勃的敖兴满有具体的计划和规划:要“做大做强”,一要货源,二要销路,三要靠山,不被公安机关查获和打掉,“有钱赚,还要有命享。”
1998年,这名毒品界的“小混混”迎来“事业拐点”,3个“关键症结问题”都有了路子。此后,他逐步成长为重庆毒品界的“大哥”级别的人物。
这一年,他网罗了周渝和“狱友”谭力仁等人,有了“左臂右膀”;他还通过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周光全,认识了到缅甸接触过毒品种植的贩卖者,有了自己的进“货”渠道。
在敖兴满的犯罪规划中,最难,也是最不容易把控的就是,万一贩毒东窗事发,谁来充当保护伞。当时,敖兴满既没有充足财力,也没有任何人脉关系,要想找到理想的靠山,无疑是痴人说梦。不过,敖兴满有他自己的布局:他在一个娱乐场所意外地结识了禁毒民警罗力,开始从头扶持。
精于算计谋略的敖兴满绰号“老特务”,有了毒品来源、干活马仔和警察朋友后,开始“大展拳脚”,和周光全、周渝等人到深圳专门讨论如何运输、贩卖海洛因以及赚钱后如何分成。
此时的敖兴满已经小有积蓄,身无分文的周渝正急切地盼望发财,周光全则是敖兴满的死党,几人一拍即合。当即商定,由敖兴满联系货源,其马仔负责分销,一个走私、运输、贩卖交易网络,就此形成。
敖兴满等人的“利润空间”大得惊人,迅速发迹,“老特务”很快成为重庆毒品界名头响亮的“龙头大哥”。
气焰嚣张,毒枭为“仗义”马仔立碑赞“忠魂”
2000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让敖兴满贩毒集团遭受重创,首当其冲的是其马仔周渝之死。
当年6月9日晚,重庆市公安局禁毒处在一租赁房内查获了令人震惊的50公斤海洛因。周渝正好在场,他供认了自己贩卖50公斤海洛因的事实。
身为缉毒警察,罗力很快知晓这一大案。罗当时是禁毒支队副支队长,对毒品行业非常了解,知道“道上”当时能做如此大桩毒品“生意”的人为数不多。于是,当晚,他在办公室打电话给敖兴满,询问这批毒品是否是他的。
敖兴满自然矢口否认。
罗力的电话让他知道:有一个手上有大量毒品的人“栽水”了,而周渝的电话打不通了,他很快推测出,周渝出事了。于是,他电话通知周光全等马仔,立即逃往深圳,商定“惟一的办法是跑,越远越好”。自己逃到青岛。
去青岛前,敖兴满向罗力打电话,说他在跑路(重庆方言,指逃跑——记者注),并询问罗力能否帮他想办法。
这等于敖兴满变相承认了周渝所持毒品是自己的。刚到青岛,罗力来电话告知“周渝没有交代你们,可以回重庆”,于是,3个“惊弓之鸟”回到重庆。作为周瑜的上家,这起毒品大案幕后的真正主脑——敖兴满,就这样在罗力的帮助下,逍遥法外。
周渝在“6·26禁毒日”被执行枪决后,“心存感激”的敖兴满等人在歌乐山为以20万元的价格购买墓地并立碑“忠魂上九霄 美名传千古”。
周渝的“仗义”让敖兴满逃过一劫,但得力干将的伏法,仍给这个大毒枭一记沉重打击。
另立山头,“毒界儒商”做大成势
在重庆侥幸逃脱的敖兴满等人,继续行走在贩毒的不归路上,随后却在广西“栽水”。
消息传出,他曾经的马仔谭力仁认定:敖兴满这次没有罗力这样的关系“罩着”,必死无疑。于是,他开始谋划组建自己的“帮派”。
谭力仁本是敖兴满的“狱友”,与敖有“师徒”关系。谭长得白白净净,慎于言词,自称“儒商”,虽然并没有宗教信仰,却拒食猪肉。
谭曾私自贩卖敖兴满的毒品,因为没有罗力的“关照”,第一次“试水”就失手了,他侥幸逃脱,另两名同伙却被当场抓获。此事让敖兴满和谭力仁彻底失和。谭知道敖的“能量”大,杀人不眨眼,只得浪迹天涯,躲避敖兴满。
在一家小店吃饭时,他认识了打工妹严昌凤。谭力仁出手异常阔绰,严当即决定跟他“走江湖”,到云南“做生意”。
他们在瑞丽“大开了眼界”,接触到最早一批从事新型毒品的人,于是,两人以卖根雕、玉石为幌子,从事贩毒生意。
“儒商”谭力仁认为:贩毒风险大,不如制毒,于是,潜心“钻研”制毒工艺,经常向人求教。他经常向严昌凤讲:只要我制毒成功,3个月就能赚1亿元。
学到制毒皮毛的谭力仁带着严昌凤野心勃勃地回到重庆,组建了自己的工厂,一点点积攒原料,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后,2009年3月,他第一次成功结晶,制出毒品。
这个“爆炸性的好消息”让谭力仁的“队伍”迅速庞大,他迅速暴富,这名毒枭挥霍无度,简直令人瞠目结舌:他在重庆一家五星级酒店开房,一开就是一年;他还请来一名大厨,专门为自己做饭;他食用的大米,全是从国外进口的。
村民举报,捣毁规模空前的制毒工厂
谭力仁的制毒工厂产生明显的异味,并有机器的轰鸣声,他们养了很多狗,试图以“养狗”为名,掩饰非法工厂的实际作为。
山坳坳里的这个工厂因诸多反常引起了村民的怀疑,他们怀疑有人在制造假烟,于是报警。
警方迅速触动,在场的李顺平因为带着护目镜,另有鼓风机巨大轰鸣的干扰,并未听到外边的敲门声,等警察破门而入时,仓皇失措地被抓个正着。
现场的情景可谓触目惊心,“工厂”的其中一间屋中摆满了各种容器,有过滤器等器物,还有刺鼻的气味。民警在现场发现了大量的制毒原材料,以及琳琅满目的制毒工具。用来装原料的大型汽油桶,就有11桶之多。之后通过估算,这里的成品、半成品一共有近1吨。其规模在重庆查获的制毒案件中,是绝无仅有的。
案情重大,重庆警方迅速成立“5·11”专案组,这时,已晋升为禁毒总队副总队长的罗力出任组长。
内鬼坏事,查办毒贩一波三折
捣毁制毒工厂时,本在现场的严昌凤发现身穿制服的警察,赶紧带着毒品,翻越后墙逃跑。她在山谷扔掉毒品后,躲在深山里,电话通知男友王洪来接,对地形极为熟悉的王洪很快找到严,将其送到平时严和谭力仁接头的地点,独自离开。
谭力仁和严昌凤是制毒工厂老板的信息已被“5·11”专案组掌握,上网追逃本是最有效的追捕手段,但罗力却极力阻止将谭力仁列为网上逃犯,他的意见极为牵强,并不成立,但罗力的专案组组长身份,让不同意见被一一否认。
如何藏匿严昌凤,成为谭力仁当时的头等大事。这时,他想到自己服刑时的监狱警察刘勇。出狱后,谭力仁一直与刘勇以“朋友”相交,给过对方一些小恩小惠。
谭力仁对刘勇声称,自己有“朋友”躲债,需要借宿在刘勇位于监狱内的家属区。
几乎没有人能想到,这个制毒王国中的关键人物会选择这个堪称“最安全的藏匿地点”的监狱里的警察家中。这一重大案件,因为未将谭力仁和严昌凤抓获归案,陷入停滞。
2009年7月1日,“5·11”专案组有民警认为专案组组长罗力的作法过于蹊跷,决定瞒着罗力将谭力仁上网追逃。
这个大胆的做法很快见到成效:7月10日,并不知道自己已成网上逃犯的谭力仁觉得风声渐紧,决定亡命天涯,乘飞机前往云南,在机场被抓获。这时,他带着10多张电话卡、9部手机,其中还有没有拆封的,另有30多万元的现金,以及写有严昌凤及其他人信息的字条。
当天22时,“5·11”专案组组长罗力得知谭力仁在机场被抓获,两个小时后,他单独提审谭力仁。
提审中,罗力巧妙地为谭力仁“支招儿”。
谭问罗:现在怎么办?
罗力回答:叫你别跑,你还去坐飞机,只有刚起(方言,指挺住,不认账。——记者注),以后想办法。
心领神会的谭力仁一直拒不交代,该案在取得重大进展后,再度陷入僵局。
谭力仁的落网,让罗力惊恐万分,他第一时间将消息透漏给了谭的重要关系人杨世才。谭力仁在澳门豪赌时,杨是他专门的洗码人员。
杨世才随后立即赶到谭力仁在重庆的落脚点,把谭力仁所有的笔记本、电脑、光碟等物品,全部销毁。
柳暗花明,抓获“潜伏”在监狱警察家里的毒贩
就在谭力仁案难遇突破、陷入僵局之际,此案又出现重大线索。
此时,深得民心的重庆“打黑”风暴正向纵深推进,基于对黑恶势力的痛恨,群众纷纷自发向警方举报线索。2009年6月28日,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收到一封重要的举报材料。
信中,对方回顾了重庆毒品界的发展史,提及敖兴满、谭力仁等一系列重庆毒品界的“领头人物”,并明确提到,这些毒品团伙有一个共同的保护伞——时任重庆市公安局禁毒总队副总队长罗力。
王立军召集时任沙坪坝区公安局常务副局长郭维国等3人,研究举报信,深入部署,决定重新抽调人手,组建全新的“7·30”专案组。
通过坚持不懈的深入调查,抽丝剥茧般盘厘各种线索,警方也找到了杨世才。
监狱警察刘勇曾在谭力仁的支持下,经营了一家麻将馆,嗜赌的杨世才曾多次到此赌博,与刘勇结识。闲聊中,刘勇的妻子抱怨“最近很烦,刘勇收留了一个人,总不走”。
杨将闲聊的内容透露给了警方,尽管严昌凤化名为刘丽,并未告诉刘勇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但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的警方仍抓住这一看似不是线索的线索,将严昌凤抓获归案,严一一交代,案件出现关键突破。
2009年9月1日,警方在深夜巡逻中,某高速路口发现一名形迹可疑的年轻人,准备前去盘问,对方拔腿就跑,警察穷追不舍,因为深夜天黑,怀揣两公斤毒品的庞泽辉坠入一个藕田,束手就擒。 “7·30”专案中的主要犯罪嫌疑人自此全部归案。
马路杀人,毒枭替警察“朋友”祛除心病
毒与黑几乎总是如影随形的。敖兴满等毒枭,也曾犯下命案。
2001年夏,罗力得到线索,在一所大学大附近侦查布控,抓获了携带1公斤海洛因的毒贩夏阳平。
抓获这名毒贩仅仅两个小时后,毒枭张灏向负责这次行动的罗力打电话,问为什么把他的手下夏阳平抓了。此前,因为敖兴满的关系,罗力和张灏曾有接触,张对罗礼敬有加,逢年过节常常奉上红包。
在这个电话中,毒枭竟然要求缉毒警察必须放人,如果不放人,就把他送红包的事情吐露出来,而且威胁要把罗力及其全家杀死。
罗力给张的家人打电话,让其妻子向张灏解释,并不是自己主张抓夏阳平,以缓和矛盾。为了替自己开脱,罗力竟然在审讯现场,让夏阳平直接与张灏通话,解释其中的“误会”。
不过,这一切在张灏看来,都是罗力的托词,他认定夏阳平的被抓,就是罗力故意在整他,坚持要求罗力放人,否则就要告发罗力的违法犯罪事实。
罗力眼见自己的事情有可能败露,马上找敖兴满商量对策,让对方向张灏解释。可是,张灏并没给敖兴满面子,态度依旧强硬。
罗力使出很多“缓兵之计”,但张灏仍未沉寂太久。
一个月后,张灏再次打来电话,要求罗力去一家精神病医院看望自己。
在这里,张灏说:你现在当官了,“但是你所做的这些事情,你跟哪些人有些什么瓜葛,我全部都晓得。”
他还话中有话地对罗力说:我是精神病,做出什么事情,不会承担法律责任。
张灏的要挟堵死了罗力的后路,思量再三后,罗力再次找了敖兴满,说张灏又在威胁自己,“你要找几个人去修理一下他”。
敖兴满与一个叫许其贵的社会闲散人员见面,答应提供枪支,由许其贵除掉张灏。随后,许其贵召集手下刘洪、赵晓奇商量出了具体的作案步骤。
敖兴满约张灏一起吃火锅,让邻桌的赵晓奇辨认张灏。赵是道上有名的杀手,曾是重庆无人不知的“祖师级”黑帮老大王平的得力干将。
不久后的一天凌晨,刘洪、赵晓奇驾驶一辆桑塔纳轿车,来到张灏的住处,子夜时分,张灏外出归来,一下出租车,躲藏一旁的赵晓奇冲上去,对张的胸部、腹部、手臂连开三枪,当场造成张灏失血性休克死亡。
随后,赵晓奇跳上停在逆行道上的汽车,连夜逃跑。
因为刘洪、赵晓奇的外逃,警方的侦破没能取得进展,而在第二年,赵晓奇在一次黑社会组织火拼中,离奇死亡,导致该案很长时间成为悬案。
敖兴满告诉罗力,张灏“洗白了”,“以后没人来骚扰你”。
在成功除掉了张灏之后,罗力与敖兴满成为了真正的“伙伴”,通过敖兴满的介绍,敖兴满曾经的手下谭力仁等毒枭,与罗力搭上了关系,得到了他们一直梦寐以求的保护。
黑白勾结,“缉毒明星”沦为与毒枭为伍
在重庆警界,罗力几乎是一名颇有传奇色彩的风云人物。曾立功30余次,获得五一劳动奖章殊荣,还曾获得过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称号。
然而,这名“功勋累累”的“明星警察”,在他缉毒立功的同时,也在充当毒枭的马前卒,其黑白人生如何写就?
其中,除了金钱上的腐蚀外,毒枭敖兴满给罗力提供过一些贩毒的线索,而这些案件最终告破,让罗力得到众多荣誉和政治上的利益。
1998年下半年,敖兴满认识罗力时,罗仅仅只是一名普通的缉毒民警,之前唯一可以拿来炫耀的事情,就是他曾经在重庆市足球队踢过前锋。
最初,敖兴满总是投其所好,陪罗力吃喝玩乐,并施以小恩小惠,但是不求罗力办事,就这样,两人熟悉,成为“朋友”。
随后,敖兴满提出了一个让罗力心动的条件:说自己在社会上混,有贩毒线索,可以跟罗力反映。
就这样,为了给自己贩毒铺路,敖兴满却以“线人”身份出现。依靠敖兴满私下提供的一些线索,罗力的事业真正有了起色,他相继破获了一些重庆缉毒领域的大案要案。
而敖兴满线索的来源,有两个渠道:一是他希望打掉的贩毒对手,二是亲自购买毒品找人携带,让罗力去抓。最典型的是,有一次,罗力抱怨当年“还没有一个二等功”,敖兴满就买了毒品,找了两个缅甸的农民携带,这种连火车班次、携带者的所有特征都准确无误的“缉毒”,罗力的工作想不“出彩”都不可能。
就这样,本应站在对立阵营中的两个人,却达成了一种畸形的默契,罗力因为敖兴满提供的毒品线索,轻松破案,立功无数;而敖兴满则在罗力的庇护下,在重庆地下毒品市场呼风唤雨。
警魂辉耀,成就重庆缉毒史上的大肃清
这场重庆缉毒史上的大肃清,让敖兴满、谭力仁、李享等毒枭及其“保护伞”罗力的覆灭,其背后,有公安民警超出常人的付出。
这些毒犯的犯罪时间跨度大,许多罪行已过去多年,涉及的很多毒贩很多已被枪决或者在“火拼”中死亡,或已远走他乡,固定证据的难度不言而喻。毒贩大多深知自己可能被判处极刑,拒不配合,审讯工作面临的挑战更不难想象。
专案组的工作条件非常艰苦,几十号人一个挨一个“搭地铺”。为了保密,所有民警都签了保密协议,明文规定在案情未公开时,参战民警相互不得打听消息。
在被抽调参加专案组时,他们所在单位和家人都不知道他们去干什么,会住在哪里。一名民警的母亲生病住院时,这位民警正在做笔录,当天下午仍接着做笔录,只能由所在单位代表他去医院探望。
2010年2月9日,案件到了攻坚阶段,一民警的妻子临产,他都没法去看望自己的爱人和刚出生的孩子。
有的民警,仅云南省就去了20多次。
抓捕敖兴满时,郭维国现场指挥,因为方案周详,完全保密,当警察“从天而降”时,正赌得兴起的敖兴满目瞪口呆。
办案过程中,很多的温暖细节让参战民警忘记了苦累。
成功抓捕该团伙一名成员的当晚,成为很多民警至今难忘的片断。“我一辈子都记得当时的场景,那天,下着倾盆大雨,已经是深夜了,人们都早已入睡,到处都黑洞洞的,我们的组长穿着短裤,衣服都被淋透,暴雨把他的头发都淋成一绺一绺的,他就这样两只手各提着几个西瓜,乐呵呵地走到我们面前说:‘辛苦了,吃!’”一名民警说。
公安在办结本案时,曾同在重庆警界供职的郭维国和罗力出现了一场值得所有警察铭记的片断:
郭:作为一名人民警察,你彻底地丧失了人格!
罗:我对不起领导的关怀和信任,我是人民警察中的败类……
本报重庆1月18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