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文关怀才有文化大奖

    近期，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进行的一项名为“中国文化类奖项为什么缺少影响力”的千人在线调查显示，81.4%的受访者认为我国当下鲜有具备公信力的文化类奖项。社会学家黄纪苏认为，想要打造我们自己有公信力与影响力的文化类奖项，我们首先应有文化自信。不是说有了钱，文化自信就自然而然地有了。文化自信心的完全恢复必然伴随着中国五千年深厚文化的大规模盘活，即中华文明的现代化重生再造。中国未来应该走向文化自信。（《中国青年报》2月2日）

    文化自信，这是近年来社会各界反复讨论的热点话题，潜台词无非是，没必要被国外的那些文化大奖“引诱迷惑”。确实，任何国家都应有文化自信，但这种自信能否支撑或者激励民族文化向前发展，必取决于两大前提，一是评价体系令人信服，二是受公众欢迎的优秀作品迭出。前者是因，后者为果。

    近年来的文化发展，的确曾闪现过一些令人心动的亮点，比如，电影《钢的琴》。然而，这样一部业内和坊间均感言颇有分量的作品，最终还是艰难捧得金鸡奖，仅仅收获一个难掩照顾情绪的“评委会特别奖”。相较之下，像《飞天》这样执着于献礼模式的影片，居然一飞冲天，成为一匹谁也不曾预料到的“黑马”，摘下分量最重的“最佳故事片”奖。再往以前，像张元、王小帅、贾樟柯等第六代导演推出的诸多优秀作品，都难以得到国内评价体系的厚爱。

    不妨再看看文学界。国人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心态极其复杂，虽然这一奖项对东方文化是否给予了应有重视有待商榷，但该奖项评出的许多作品“质地”极为优秀却不可否认。记得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主席霍瑞斯在2005年曾表示，诺贝尔文学奖希望引导大众去关注那些“伟大的边缘作家”。这一表态最终体现在其后几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名单上，如2007年的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2008年的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2009年的德国作家赫塔·米勒，均以关注社会底层或边缘群体著称。若以此管窥或可得出，国际文坛的“流行风”当是关注社会的边缘群体。

    不能不说的是，我们的文学却习惯着力于历史大背景下的宏大叙事，对边缘群体要么根本无暇眷顾，要么浮光掠影，缺乏独立、持续和深入的关注和思考。伴随着巨大争议落幕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姑且不论许多评委根本没看完作品便草率投票，在评出的5名获奖者中，没有一个算得上是真正的边缘群体作家，5部作品中仅有毕飞宇的《推拿》勉强够得上一点边。

    饱含人文气息的文化大奖，才会造就社会公信力。任何评奖都会面临众口难调的现实问题，奖项能否具备社会公信力，确实离不开评奖过程的公开透明，但归根结底取决于评奖结果对设奖本质的极致尊崇，而文化奖项的本质在于推动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文化奖项当然可以有自身的偏爱特色，但任何特色都应植根文化圈内，绝非以种种理由扭曲文化的包容与自由发展路径，比如在评价过程中忽略文化对社会边缘群体的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