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年

    我们一家三口是在除夕当天回到陕西老家的。那天，回家的高速路上积着厚厚的冰雪，全部车辆整齐地排在最中间的车道上，稍一踩刹车就可能引发一次惊险的漂移。途中我曾经好几次劝说父亲，路况太危险，“要不算了”，可他却执意要继续朝老家的方向前进。

    “年纪越大，就越想回家过年。”出发之前，他曾经这样说过。

    父亲和母亲都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离开家乡的学生。在那之前，他们从没出过远门；而在那次改变命运的高考之后，他们外出读书，毕业后又遵从国家分配，在距离家乡千里之外的河南安家落户，并且度过了人生大半的时光。

    如今，从村里出来的人越来越多，父亲却越来越频繁地想回故乡看看。

    我的老家在陕西山区的一座村落里。爷爷奶奶在那里将5个子女抚养成人，但现在，他们全部在外工作，只有两位老人孤零零地生活在村子里。

    几个儿女曾经劝两位老人搬到山脚下的城市里，但被他们坚决拒绝了。因为城里没有自己的地，也没有村里那些可以一起聊天的亲戚们。

    “住在那儿像坐牢一样，有什么意思！”奶奶说。

    于是，为了和爷爷奶奶一起过年，我们在冰封的高速路上战战兢兢地行驶了8个小时，又缓慢开上了积满冰雪的盘山公路，终于在除夕的傍晚抵达了老家的村口。

    对于留在村子里的老人来说，出门在外的子女是最大的骄傲

    当我们抵达村口的时候，天色已经有些暗了。相比于城市里张灯结彩的热闹，这里显得冷清，只有各家门口的春联和断断续续的鞭炮声，透出些年味儿。

    老家所在的村子位于陕西中部的山区里，因为地处黄土高原，山势不高，山顶也是一片平坦的阔地，所以山不称为山，而被叫做“塬”。一条柏油小路自下而上，串起了塬上的十几座村落。

    大多数时候，从小路进入村子的入口，都是全村最热闹的地方。回家的人总要路过这个必经之地，出门的人在这里等待“村村通”的公交车；而农闲的老人们也喜欢蹲在这里，晒晒太阳，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聊天。

    对于那些生活在村子里的老人来说，各家出门在外的子女是最好的谈资。早些年，家里有人能“进城”，就足够拿来炫耀。那个时候，能够拥有一张城市户口，吃上“商品粮”，是村里每个人都羡慕的事情。20多年前，爷爷奶奶的5个子女先后考学离开了村子，在塬上的好几个村里都传为佳话。

    再后来，进城的人越来越多了，村里的人们便不再满足于此，一个“有本事带车回家的儿子”才是令人羡慕的。每当有小车开到村口，聚在这里聊天的老人们都会停下来，目不转睛地盯着，想看清楚是谁家的孩子。现在，买车的人越来越多，村里人又开始悄悄比较各家汽车的好坏，他们大多认不全那些复杂的汽车标志，但对于每辆车的价钱，却总能记得清清楚楚。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当有人回来，村口的那片空地就成了一个舞台。前几次父亲开车回来的时候，爷爷奶奶就是在这里，面对众人交织的目光，笑呵呵地从人堆里站起来，坐上儿子的小汽车，回到100米外的家里。

    甚至有一次，爷爷还像电视里的领导人那样，把胳膊从车窗里伸出去，冲着刚刚还在一起聊天的人们挥了挥手。

    不过这一回，我们回来得晚了，天气也太冷，原本热闹的村口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只有那个供人们等公交车的小亭子孤零零地立在一片积雪里。接爷爷奶奶上车的计划落了空，父亲只好默默地把车开到了爷爷奶奶的院子门口，想了想，又用力地按了按喇叭。

    他们回不来，外面生意太忙

    爷爷奶奶一共有4个儿子、1个女儿，如今又有了1个孙子、3个孙女和1个外孙女。其中，包括父亲在内的3个儿子，工作都在很远的地方，只有小儿子和女儿——也就是我的小叔和姑姑生活在村子山下的市区里。

    按照家里的规矩，姑姑过年必须要回到婆婆家里，而4个儿子，最近十几年也几乎从没有一起回过家。今年的春节，真正回到家里的，也只有我父亲和小叔两个儿子。

    当然，这一切比我在河南经历的过年还是要热闹多了。我和父亲、小叔在寒风里缩手缩脚地贴好了春联和门神，母亲和婶婶身为家里的媳妇也和奶奶一起麻利地备好了晚饭。作为一家之主的爷爷，则点好了几个炉子，让家里的窑洞开始透出了点暖和气儿。

    如同黄土高原上其他的村落一样，老家的住宅并不是房屋，而是三间拱形的窑洞。它们由砖块垒成，上面又覆上了厚厚的黄土，保温隔热，村里人常夸口说它“比空调还舒服”。至于睡觉的床，则是中间挖空的火炕，冬天烧起来，整个被窝都被烘得暖洋洋，再寒冷的天气也能让人睡出一身大汗。

    于是，在这个窑洞里，我们吃了这一年的团圆饭。爷爷还专门为此找出存了一年舍不得喝的白酒。不过，在这场8个人的团圆饭中，晚辈们不断举杯，爷爷却几乎没说一句话。

    有理由相信，这样的场景并不会让爷爷觉得满足。12年前的春节，全家4个儿子都回家过年，因为人太多，大家挤得连饭桌都坐不下了。我还记得，那一年的团圆饭，爷爷笑得咧开了嘴，举着手里的酒杯，对着桌上的晚辈说：“今年的团圆饭很热闹，我希望明年能继续保持。”

    可惜，在那之后，全家人又回到了不同的城市，过上了自己的小日子，团圆饭也再没有那么热闹过。

    事实上，冷清的变化弥漫在这个新年的很多场景里，连除夕夜里照例的祭祖仪式也不例外。

    故乡的祭祖仪式并不复杂，在父亲的爷爷居住过的窑洞里，全族男人面对先人的遗像烧纸、磕头。2000年除夕的时候，我跟着父亲参加过一次，那时，整间窑洞跪满了黑压压的人，我只能远远地站在门外。而这一回，只有不到10个人稀稀拉拉地跪在那里。

    “他们回不来了，外面生意太忙。”一位亲戚这样解释他儿子的缺席。

    回到老家的族人在炭盆里一点一点烧着纸钱，旁边的电视里，春晚的小品还在不断引发观众的大笑和掌声。

    “磕头了！”小爷爷的一声令下，跪着的人们匆匆磕下头去。在他们面前，一些没有燃尽的纸钱灰带着火星，飘飘扬扬地飞上了屋顶。

    村里已经很久没有唱过秦腔了

    除夕的守岁结束后，初一的早上，我是被村里此起彼伏的鞭炮声震醒的。那大概是村里最有年味的时刻。不过，这些噼噼啪啪和硝烟并没有改变爷爷的作息，他依然像往常一样，按时起床，坐在炕头的椅子上，拧开了桌上收音机的开关。

    打从我有记忆的时候起，爷爷那个银灰色的收音机始终被固定在同一个频道，每天早上只要一拧开关，就会有秦腔依依呀呀的唱词流淌出来。

    “这些词儿唱的到底是什么啊？”我问爷爷。

    爷爷一时被问住了。他侧过头，听了一会儿才告诉我，那仿佛是《杨家将》里的一个唱段。大多数时候，他并没有认真在听这些旋律，那些模糊热闹的唱腔，仅仅是爷爷每天早晨的生活里，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背景。

    爷爷是个地道的秦腔票友。从前村里排样板戏，他唱过《红灯记》里的李玉和，也唱过《沙家浜》里的郭建光。十几年前的暑假，我曾在村口的一场表演中，看到爷爷伴着板胡的旋律和板鼓的节奏，唱了一段慷慨激昂的段落。当时，全段的唱词我一点都没听懂，唯一留下印象的，就是爷爷为了完成秦腔里高亢的唱腔，整张脸都涨得通红。

    可是，对于年轻人而言，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秦腔已经显得有些无趣。

    爷爷已经很久没有机会重新吼上两嗓子秦腔了。在生产队解散之后，很少再有人组织排练样板戏，唱戏的人们也很难再聚到一起。如今，村里的人甚至说不清楚，那些用来伴奏的乐器到底被丢在了哪儿——反正，几乎没有人再去张罗这些。

    过年的几天里，村里唯一的庆祝活动是打鼓。村口支起一面大鼓，又备下一面锣、4面钹，6个人聚在一起就能叮叮咣咣敲上5分钟。这些欢快的节奏原本该配上更多的项目，如今却只有几个老人聚在一起自娱自乐。

    “老了，没力气了。”爷爷敲完一轮之后，挥一挥发酸的胳膊，和一起敲打的几位老人自嘲地笑了起来。

    年轻人是不会参与这些活动的。就在去年，因为一位亲戚的过世，家里人请来了戏班子，又唱起了久违的秦腔。可台下的观众再没有表现出过去的热情。等到戏曲结束的时候，台下只剩下寥寥几位老人，至于年轻人和小孩子，早就耐不住性子散去了。

    流行歌曲才是他们真正感兴趣的音乐。就在爷爷打开收音机，固执地听着秦腔的时候，隔壁院子里的孩子们也跟着家里的VCD唱起了卡拉OK。那些并不时新的歌曲音量充沛，轻易就把爷爷收音机里咿咿呀呀的秦腔盖了过去。

    总而言之，农民靠种地是挣不来钱的

    除了春节的几天，大部分时间，爷爷奶奶都是独自生活在这个村子里。

    爷爷和他的兄弟们曾经在解放初的时候，在山下的煤矿里做过矿工，他的大哥就是在一次矿难中去世的。后来，人民公社成立，爷爷也回到了村里，老老实实地又过上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

    上世纪80年代土地承包之后，家里分到了几亩地。之后，几个孩子一一考学、转成城市户口，家里只剩下两块共计3亩的土地。

    平常的日子里，爷爷奶奶两个人在地里耕作，种些庄稼。农忙的时候，他们还会打电话，把距离最近的小叔叫回家里，让他帮着干些农活儿。

    不过，对于早早进城当上干部的小叔，这些工作实在过于繁重了。

    更何况，种地根本没给爷爷奶奶带来什么收入。黄土高原上气候不好，土地大多广种薄收，一年辛苦劳作下来，只有一两千斤麦子的收成，最多也就能挣到1000多元——几乎抵不上化肥的花销。

    90年代，村里流行起种经济作物，爷爷奶奶也犹犹豫豫地转变观念，跟随潮流，在其中一块地里种上100多棵“据说很赚钱”的苹果树。

    然而在经过了5年的育苗、扦插等复杂的培育之后，好容易长出的苹果并没有给家里带来想象中的收入。事实上，最开始的那几年，爷爷奶奶卖苹果的收入跟种地的收入相比，并没有什么变化。

    唯一让他们感到些许安慰的是，从种庄稼改为种树之后，国家每年多给了几十元“退耕还林”的补贴。

    “总而言之，农民靠种地是挣不来钱的。”回忆起那些年，爷爷叹着气总结说。

    最近两年，在村里的一次重新分配之后，爷爷又得到一片不大不小的土地。那儿离家足足有5公里，而且土壤贫瘠，几乎种不了什么庄稼。一番精打细算之后，爷爷决定在那里种上些花椒树：不用常常照顾，还能收获些上好的花椒，而且，这些布满了刺的、干巴巴的枝条，还能像苹果树一样，换来国家“退耕还林”的补贴。

    但日常的照料和收获时的采摘还是少不了的。每到那个时候，爷爷就需要大清早出门，走上来回10公里的山路，干上一天的农活儿，直到天黑才能回到家里。

    土地就是老人们最重要的财产，可年轻人却不愿意再以种地为生

    因为觉得太过辛苦，小叔坚决不同意爷爷去耕种那片新分来的地，他希望让那些花椒树在那片遥远的土地上自生自灭。对此，爷爷奶奶并没有表示抗议——事实上，他们是顾不上抗议。更大的变故发生了，小叔已经“先斩后奏”，把家里的那片麦地悄悄送给了另外一户亲戚。

    小叔自然是有自己的理由的。“每天走那么远的路去种地，又辛苦又挣不来钱。万一把身体累坏了可怎么办啊？”小叔不止一次对爷爷奶奶说。

    爷爷奶奶的两块地离家里不远，但过去的路却并不好走，赶上下雨天，没走几步，鞋上就会沾满沉沉的一脚泥。更何况，在几个子女看来，大家每年寄回家的生活费已经远远超过了种地的收入，反倒是老人种地的来回奔波总让大家觉得担心。

    “送出去也好。”连我听到消息时也是松了口气的感觉。

    可爷爷奶奶并不领情，儿子“先斩后奏”的行为把他们气坏了。尽管村里的年轻人早就发现，在田里辛苦耕种一年所换来的收入，还赶不上在省城里当一个月的小工，可对于两位大半辈子都在种地的老人而言，土地仍然是自己最重要的财产。

    因此，每当想起自己一份“重要的财产”被白白送了人，奶奶都会恨恨地抱怨一句“败家子”，尤其是在她需要花钱买面的时候。

    在那之前，爷爷奶奶家里吃的面粉都是自己地里的麦子打出来的，看起来有点发黄，却因为“没有添加剂”，深受几位在外地工作的子女的喜爱。而现在，家里不仅没了自产的“绿色食品”，还需要花钱去买那些“来历不明”的面粉，这让奶奶每次想起来都会气愤不已。

    离爷爷奶奶最近的小叔最常接收到这些抱怨。因此，每次回到老家，他都会检查家里的面缸，在发现快吃完的时候迅速买回面粉把它补满，让两位老人尽量忘记自己那块已经送人的地。

    “我真的是不容易啊！”有一次，喝醉了酒的小叔在电话里对我抱怨。

    唯一留下的那片苹果园依旧是他最大的负担。每年秋天，他和同样在附近城里工作的姑姑都会被爷爷奶奶叫回家，弓着腰，从低矮的苹果树上把满园成熟的苹果一个一个摘下来，堆在纸箱里。

    有一次，姑姑在电话里告诉我，一天的时间，她和我小叔摘了4000多斤苹果，足足堆满了家里的整个院子。

    “我现在看见苹果就想吐！”姑姑说。

    那些摘下来的苹果，大多都直接交给了前来收购的果汁、果醋厂。10年前，红富士苹果在北京的市场上两元一斤，可家里收获的苹果，每斤的收购价从没超过两角钱。

    可以想象，小叔和姑姑发现自己腰酸背痛的结果只换来了七八百元，是一种多么郁闷的心情——这还是没有扣除肥料、农药等成本的毛收入。

    有一年，小叔干脆想了个新办法。他自己花钱包了辆车，请同事们来家里“体验农家采摘”，最后请大家吃一顿饭作为答谢。结束后一算账，单是包车和请大家吃饭的费用，就超过了1000元，两位老人在果园里一年的劳作，就算是白干了。

    “败家子！”听到账目的奶奶忍不住又愤愤地抱怨起来。

    大年初二的那天，我踩着积雪覆盖的泥巴，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了苹果园里。这是爷爷奶奶最后一片用心耕种的土地，近百棵枝枝杈杈的果树光秃秃地立在雪地里，等待着来年新的开花结果。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爷爷奶奶没有再让小叔和姑姑弯着腰，从低矮的苹果树上一个一个摘苹果了。在收获的季节里，他们的两个刚刚结婚的孙女婿来到了村子里。为了给长辈们留下个好印象，这两个年轻人争先恐后地摘完了全部苹果，又干劲十足地把它们运到路边，最后卖出了个“史无前例的好价钱”。

    村里的孩子镇上读书，镇上的孩子市里读书，市里的孩子省城读书

    大多数时候，村子里像两个孙女婿那样干活儿的年轻人是很罕见的。在过年期间的很多场景里都能轻易地发现，村里的年轻人是越来越少了。

    大年初一，在村口敲锣打鼓的都是老人；天气晴朗的下午，在路口晒太阳聊天的也都是老人；农忙时节荷着厨具在地里干农活儿的，依然大多是爷爷辈的老人们。

    至于那些年轻人，大多已经离开村子，在城市里寻找自己的机会。

    有些人学会了一门赖以生存的手艺，其中大部分人当上了司机，或者开着大卡车，在陕北、山西的煤矿跑跑运输，或者在省城里帮超市、批发市场送货。另一些没有手艺的，则干脆在县城里或者镇上当搬运工，靠着出卖体力挣点钱。

    在城市里，他们每个月二三千元的收入自然不算高，可相比于种地，这样的收入已经无异于一笔巨款。因此，愿意留下来做农民的年轻人变得寥寥无几。

    不过，村子里并非没有年轻的气息。在村口聊天、看热闹的老人，怀里常常抱着自己的孙子、孙女。夏天的时候，总有小孩在村口晒麦子的空地上相互追逐，发出唧唧咯咯的笑声。

    这些孩子大多会在村里生活到上学的年龄，在那之后，就会被父母接到镇上或者县城的学校里。村口原本有一座刚刚翻修完毕的小学，可那些年轻的父母却坚信，自己的孩子在这里会“被耽误”。

    40多年前，父亲的小学教育就是在村口那座学校里完成的。小学毕业后，他在邻村的寄宿中学里上完了初中，后来赶上“文革”，又被推荐到市里的一所中学，读完了高中。我的叔叔、姑姑们，也分享了基本相同的教育经历，最终通过高考进了城。

    而现在，年轻的父母们已经无法满足于这样的教育条件了。

    初三那天，村口小学的一位老师来家里给爷爷奶奶拜年。聊天中他忍不住抱怨，学校里如今只剩下十几个学生，而全部老师加上校长也只有3个人。因此，每个老师都需要承担不止一门学科的教学任务，上一节讲授语文，下一节就要负责教数学。

    这位老师最担心的是，因为学生太少，没有新老师愿意来到这里。等到他和另一位民办老师一退休，整座学校连维持都会变得很困难。

    “所以啊，这样的学校怎么能让孩子去呢？”我的一位表叔在一旁接过了话头。他的两个女儿，都被他送到了镇上的小学里。

    按照政府近几年发布的并校计划，村口的那座小学砍掉了原有的高年级，只开设学前班、一年级和二年级3个年级的课程。村里再大一些的孩子，都需要到十几里外的另一所乡村学校就读。不过，家长们大都不放心孩子在这段路途中的安全。在前几个月惊动全国的校车事故发生后，连那些专门跑运输的三轮“蹦蹦车”，也因为怕惹麻烦，不愿意再让学生们乘坐了。

    于是，一些有能力的家长干脆在山下租了房子，陪着孩子一起在镇上的学校读书。如同连锁反应一样，镇上的学生父母，开始努力把孩子送到市里的学校；而市里的学生父母们，也在想办法，把孩子送进省城的学校里。

    人们无法确知这样的选择是否真的推动了孩子的教育，但这些因为孩子而产生的迁徙已经发酵出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有些在城市里习惯了煤气灶和市政暖气的父母，再也无法忍受山上烟熏火燎的日子；还有些父母因为陪读常年分居，最终只能以离婚收场。

    村里的条件越来越好，但年轻人却越来越不愿意留下来

    在河南的家里，父亲常常会回忆起他小时候在故乡过年的经历。那个时候，临近的3个村子总会一起组织一场热闹的社火表演。有人舞狮子，有人跑旱船，而我们村表演的，则是“走马”：人们穿着特制的道具跟随鼓点跳动，就像身下正骑着一匹马一样。

    在那样锣鼓喧天的氛围里，被长辈们举过头顶，看着热闹的社火，这就是父亲记忆里的“过年”。

    而现在，村里已经有十来年没有社火表演，连那些道具都不知道被放到哪里去了。只有老人们敲锣打鼓的声音，依旧会在村口孤单地响起。

    初六那天，我陪父亲到他的姑姑家里拜年。离开的时候，年过六十的姑奶奶非常郑重地握住了我的手：“其他时候无所谓，等我老（陕西方言，意为死）的时候，你一定要回来。”

    老家的人们从不惧怕提起死亡，这几乎是他们人生里最看重的仪式。爷爷奶奶早已准备好了自己的寿木和寿衣，并且把它们都放在家里的一间窑洞里。奶奶甚至还曾经规定小叔，可以不参加亲戚的婚礼、满月，但葬礼却是一定要回来参加的。

    “不然我的白事上没人来，不好看。”奶奶说。

    平常的日子里，爷爷奶奶依旧和村里的老人们聚在村口，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他们常常回忆起过去那些苦涩的日子：六七岁的小孩子需要跑好几里山路挑回一担担的泉水，大人们则要监督全家省吃俭用，甚至把一大袋收来的零零碎碎的布头，一点一点缝成一个花花绿绿的枕头。

    “那个时候……凄惶得很！”奶奶长吁短叹地感慨着。

    而现在，谁都看得出来，农村的日子越过越好了。村里的土窑都被改成了砖窑，刷上了干净的粉白色，还有人盖上一圈平房，围成一个宽敞的院子。去年，爷爷奶奶第一次领到了国家发的养老金，也喝上了干净的自来水。政府甚至专门拨了一笔钱，修补村里有质量问题的窑洞，还把很多住在山沟里的家庭，都搬到了路边便于出行的地方。

    尽管，这些政策里时常还冒出大大小小的问题，比如村里的养老金总会晚发好几个月，比如好容易引来的自来水，因为村口的零件故障突然断掉，大半年都没人修，全村人只好又过起了吃窖水的日子。

    “政府做了不少好事啊！”面对从外地回来的年轻人，老人们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样的话。

    最让他们难以忘记的，是2006年国家取消了农业税。“交了几千年的皇粮，现在居然不用交了。”爷爷说，“这可是想都不敢想的！”

    可对于年轻人而言，这些优惠政策并没有山下的城市那么具有吸引力。塬上的窑洞越盖越大、越盖越气派，却依然挡不住年轻人离开的步伐。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琢磨着，搬出村里装饰一新的窑洞，在城市里买一套小小的房子，过上城里人“蜗居的生活”。

    正月初七，我们一家三口也准备离开了。山下的市区早已经透着暖意，而山上背阳的公路，还残存着没有融化的积雪。父亲并没有找到自己记忆里那令人难忘的“过年”场景，而我和母亲则迫不及待地希望下山好好洗个澡。

    动身前，奶奶突然说，再过几年，她也想离开村子，住到城市的楼房里去。

    村口那座小亭子里，准备回城打工的年轻人在等待下山的公交车。一条柏油马路直通山下，但对于故乡的这座村庄，我却看不到它的未来会走向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