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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部《国际城市蓝皮书》近日在北京发布。其主编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称，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城市鸿沟”日益凸显，成为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发展的难题。
“城市鸿沟”的提出，最早源于人们对城市居住空间结构的关注。“鸿沟”的一边是富人区，另一边是穷人区。近些年来，这一概念逐步扩展到社会学领域。2010年，联合国首次对“城市鸿沟”的内涵进行了归纳，认为“城市鸿沟”是一种看不见的边界分歧，社会、经济、文化沿着不同的空间与社会路径持续。空间上的分异形成了社会生活的无形壁垒，造成了持久的机会不平等、分配不均等，以及下层社会居民的“自由态”。
“‘城市鸿沟’就像城市的一个开放性伤口，大大增加了城市发展的社会、经济成本。”蓝皮书编纂者称。
在收入上，尽管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在整体上要好于发展中国家，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05年的20年时间里，欧美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出现了惊人的增长：2005年，全美基尼系数为0.38，在纽约、华盛顿、迈阿密等大都市区，这一数字超过了0.5，与一些贫富差距较大的拉丁美洲国家持平。理论和实践已经证明，高基尼系数将导致一国社会体制和结构溃败，引发劳动力市场失衡，从而导致亲贫政策的缺失。
不过，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加严重的态势。有数据表明，目前世界85%的新就业机会出现在非正式经济领域，而城市贫穷人口从事非正式就业的机会要远高于非贫困群体。
另外，社会分隔也是“城市鸿沟”的典型特征。它主要体现在城市饥饿、健康水平差距、教育机会不平等三个方面。1990年以来，城市中严重饥饿人口的比重大大增加，在亚洲和非洲，每10个儿童就有4个因饥饿而体重偏轻。穷人由于居住在城市中最不发达的“孤岛”地区，儿童是最大的受害者。值得注意的是，教育改革只是改善了男童和女童之间教育机会的分配，但贫困人口的整体受教育率并未提高。
蓝皮书编纂者认为，“城市鸿沟”的出现源于多方面的因素。这种分化，既可以是基于民族种族、宗教信仰、传统习俗、宗族势力等先天因素的影响，也可以是基于职业、生活习惯、文化水准或拥有财富数量等后天选择性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的社会差异不但使社会成员发生分化，产生居住空间分异，而且造成了大社群之间的心理距离。
进入21世纪之后，“城市鸿沟”变得更加严重，其主要原因，就像贫民窟和低水平住房是不合理的土地和住房政策的副产品一样，非正规经济显然已经成为监管不力的衍生品。
当下，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城市鸿沟”的问题。一些国家努力通过分配制度改革缩小城市内部的隔离。比如，巴西实行“加速增长计划”，近期又实行了“我的家，我的生活”发展方案，对贫民窟地区加大基础设施投资。
蓝皮书还特别提到，让城市的物理空间同时成为一个政治空间，使人们能自由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参与政治活动，这是地方民主的基础。在南非，行政区划分和议员选举都将社区组织和地方政治纳入推进市民权利民主化的进程。
蓝皮书编纂者指出，我国的城市发展经历着与西方社会不同的历史路径，但在市场转型、住房商品化、城市改造、郊区化等动力的驱动下，也呈现社区内部同质化与社区间异质性加强的明显特征。
“更加关注城市发展成果的平等共享，取消现有户籍制度等制度壁垒。强调以人为本，保护弱势群体利益，加快推进社会和政治体制的改革，让城市中的所有居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才能从根本上缩小‘城市鸿沟’。”蓝皮书编纂者称。
本报记者 董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