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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岁的吕萌是一名不折不扣的80后，可是有些“土得掉渣”：不上微博，不看穿越剧，也没空听新歌，会唱的最时髦的歌是张学友的《吻别》和Beyond 的《海阔天空》。
他的生活更是简单到“无聊”的程度：每天三点一线，从家里——舞蹈团——剧场，必修课是练功和看名著，业余爱好是上网看历史题材的电影电视剧，搜集舞蹈信息，学习表演技巧。至于在很多人看来是人生享受的美食，在他这里是必须严格控制的，因为怕“发福”，最“猛”的时候也就吃点生鱼片和牛排。
在所有这些付出的背后，只有一个目标——芭蕾。2002年，当第20届瓦尔纳国际芭蕾舞大赛的评委们把已经空缺了32年的金奖之上的大奖——评委会特别大奖颁给这个大眼睛、白皮肤、有着精致的东方面孔和修长手指的男青年时，一座多年来压在吕萌心底的大山终于有了松动。
这座大山犹如一枚抛向天空后落下的硬币，在无限荣光的另一面，曾经压弯他双肩，剥夺了他与家人共度的好时光，并给他带来诸多磨难。
曾经认为芭蕾就是“四小天鹅”
吕萌出身体育世家，母亲在他身上寻找“特长”的“实验”持续了多年： 3岁时他就在哈尔滨冰上基地学花样滑冰；一年后，左手握拍的邓亚萍成了妈妈为“左撇子”小吕萌设计的新目标；5岁时的吕萌又转学体操；实验持续到吕萌6岁，妈妈认为他的体育细胞实在稀薄，就把接力棒递给了搞样板戏出身的父亲。
从此，吕萌的学习内容转向了文艺——素描、书法和钢琴。第一次触摸琴键，8岁的吕萌似乎终于找到了兴趣，但3年后，因为不喜欢枯燥的“翻来覆去”的练习，他又放弃了。
11岁时，报纸上一则北京招收舞蹈学生的广告点燃了妈妈的兴趣。中午看到报纸广告，晚上妈妈就拽着吕萌，踏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儿子形象好，身长腿长，符合条件，肯定行。”妈妈的一厢情愿并没有给吕萌带来相应的运气：没有任何舞蹈基础的他初试就被刷下去了。
灰溜溜地回来后，父亲的好友、黑龙江省歌舞团团长“看上”了这个孩子。歌舞团舞蹈培训班60多名学生，就吕萌一个男孩。尽管没有专业和舞蹈的概念，两道杠的文艺委员吕萌在老师眼里底子还算不错。
两个月后，顶着“班里唯一男孩”的绝对“优势”，吕萌被辽宁芭蕾舞团选中。当时，他对芭蕾的全部理解仅限于“四小天鹅”，是来自母亲樟木箱子中那些发黄的苏联明信片上印着的王子、天鹅、公主的彩色画。
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到沈阳去，还意味着高额的学费。
混完日子，我就回哈尔滨去
1995年，在辽宁芭蕾舞团第一次住校让吕萌找到了新鲜感。小哥儿们整天在一起，有着说不完的话，淘不完的气。然而第一次“看课”——观看大班学生做基本练习，却让他们傻了眼。比业余训练还枯燥，压腿、把杆、踢腿等基本功训练让一个班的孩子睡着了一半，最后还是老师们的教鞭“叫醒了”他们。
一周后，吕萌从地面开始练，每天早八晚五的练习持续了两个月。上午枯燥，下午遭罪。躺在地上，几个男孩压住一条腿，老师在扳另一条腿，或趴在地上成土字形……各种压胯课程让很多孩子喊疼喊得撕心裂肺。
那时吕萌的成绩并不好，甚至被列上黑名单。学校练功房里是有三六九等的，中间的把杆属于优等生，右边的把杆属于中等生，而落后生吕萌则属于左边把杆。练功时其他同学获得老师的叫好，而轮到吕萌时，老师总是摇摇头。可他不在乎，仗着自己节奏感强、“拍儿”查得准，开始偷懒，“混完日子，我就回哈尔滨去。”
假期到了，回到哈尔滨的家中，吕萌曾经的优越感荡然无存：当时父母每月的工资加一起才700元，而他每年的学费生活费需要两万元。为了给他凑学费，父母卖掉了音箱、影碟机等家用电器，家里就剩一台钢琴还算值钱。
“要不，学就不上了吧。一年两万元，几年学费攒起来有十几万元，做买卖也能行。”习惯了放弃念头的吕萌刚一开口，就遭到母亲痛骂：“你要有这心就把学上好，我跟你爸砸锅卖铁也供你，专业的道路是你将来吃饭的本钱，搞专业的人半途放弃以后做什么也做不起来。”
回到沈阳后，老师发现这个男孩的眼神变了。“以前的眼神是‘散神’，是迷茫，现在却能看到坚毅和渴望。”一名老师回忆。
周六周日吕萌都把自己锁在练功房里。起跳、腾空、旋转、弓脚，那些以前不曾体验的疲惫和伤痛都要加倍地补回来。终于有一天，老师不经意地指了指他，又指了指中间把杆，吕萌知道自己的努力奏效了。在半年时间里，他的成绩跃为全班第一。
别人的衣服都是新的，咋就你的是旧的？
1998年第一次参加比赛的经历让吕萌至今记忆犹新。
那是辽宁省第三届舞蹈比赛，参赛选手多为有经验的老选手。小吕萌并未怯场，因为以前参加联欢会一家三口也常上台演小品，跳舞，走模特步。 作为年龄最小的选手，身高只有1.4米的吕萌获得了一项安慰奖——最佳表演奖。但这让他重拾了自信。此后，作为种子选手，俄罗斯外教对他进行封闭式训练。
2000年，吕萌参加“桃李杯”芭蕾舞大赛，200个孩子参与竞争相当激烈。当时家里的经济并不宽裕：500元报名费是老师帮着垫付的。花钱的大项是演出服，两套服装需要4000元。
吕萌打起小算盘：自己要是能取得名次，这钱花得还值；要是没名次，钱花得多冤啊！
他找到团里服装组的阿姨，一股脑地说出自己的担心和困境。阿姨被感动了：“这孩子太懂事了，你等着。”然后，找出两件淘汰的衣服——白得泛黄的王子服和白得发灰的蝙蝠衫。吕萌自己找来飘带做成了胸前的蝴蝶结，又从商店买来漂白粉将两件衣服漂白。
漂白粉的味道让赶来观战的母亲很心酸：“挨欺负了吗？别人的衣服都是新的，咋就你的是旧的？”吕萌拉着母亲出去说话：“他们都是做的，我是借的，万一取不上名次咱也不赔。”
“演出服做不起，就这一个破蝙蝠衫咱也做不起？”母亲不解。“那也不值！”吕萌坚持。
穿着旧战袍，吕萌得了第一名。颁奖晚会上，母亲借了个DV，因为手抖得太厉害，最后啥也没录着，但她还是刻成了碟拿回家给亲戚朋友们“看”。
拿奖不是学芭蕾的终点
有芭蕾舞界奥林匹克之称的瓦尔纳国际芭蕾舞比赛历史悠久。以获奖最难（全世界级别最高的芭蕾舞比赛）、比赛周期最长（长达一个月）、比赛环境最恶劣（露天的舞台上没有地胶）著称。很多参赛者望而却步。
2002年，吕萌来到保加利亚参赛。赛场上，纯木地板上铺着塑料布来防雨，塑料布间隔的雨水通常要用伏特加点火来烤干，这样的结果是场地会更滑。而椭圆形不规则形状铺着木板而非国内地板革的舞台也让吕萌颇不适应。
心态放松的他在第一轮比赛中名列第一。第二轮比赛结束时，吕萌比第二名多出2分，这意味着最后一轮只要不摔在台上就肯定能拿冠军。
第三轮比赛跳到一半时，连日来的压力和对环境的不适，吕萌“差点举手说不跳了”。最后他“挺”了过来，拿到了最高奖。
发榜时，酒店的宣传板前人山人海，“根本抢不上槽”。当中国队出现时，人群突然闪到两边，夹道欢迎，“哗哗”鼓掌。“至于这么隆重吗？”吕萌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一位同事突然高喊：“吕萌！你是大奖！”
吕萌赶紧给母亲打电话：“妈，我名次没取上，金银铜奖都没我。”
母亲宽慰他：“没关系，再接再厉吧。”
“但是我拿到了一个大奖。”吕萌说。
“大奖有多大呀？”妈妈不解。
“大奖比金奖还高呢！”吕萌说。
“那还是不如拿金奖呢，金奖多好听啊！”妈妈回答。直到辽宁省文化厅给母亲打电话，把她请到沈阳，在鲜花和掌声中迎接儿子的归来，她才明白这大奖的分量和含义。
回国后，吕萌潜下心来投入到表演事业中，因为芭蕾舞不是单一的的肢体语言，还需要面部表情，内心对人物的感受，对舞台的张力的理解，因此积累舞台人物经验也就成了他的新目标。
他尝试不同的角色，塑造一个成功人物，当观众一看到这个人物形象就会拿自己作对比。即使演同一个角色，吕萌也尝试注入不同的诠释。“22场《二泉映月》，22个不同的阿炳。”这是同事的评价。
吕萌的生活被工作填满了。别人叫屈，他倒是很淡定：“那能咋办？都说舞蹈是青春饭，把青春浪费了，饭也就吃不上啦，所以还是要抓紧时间。”
“标杆”带给吕萌的满足感远远超过比赛拿奖，因为芭蕾毕竟不是一项体育竞技赛事，拿奖并非终点。而用芭蕾的技艺，讲老百姓能看得懂的故事，将西方的芭蕾舞融入中国元素，是吕萌一直的追求。
本报记者 王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