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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前，本报记者解海龙拍摄的那张《我要上学》的照片，触动了无数人的心灵。照片中小女孩那双充满求知渴望的大眼睛，成了反映那个时代“失学儿童”的沉重符号，后来成为“希望工程”的象征。
20多年后的今天，当年的大眼睛已经成为都市女白领，失学也几乎成为历史。可当我们走过乡村的教室，依然会看到无数双这样的“大眼睛”。时过境迁，人们能读懂他们与20年前完全不同的忧伤——对亲情的渴望，对孤独的恐惧，因为缺乏父母的关怀而产生的对“被留守”的失落感和焦虑感。忧伤的大眼睛中，充满困惑与茫然。
在与留守儿童相关的新闻中，有太多让人无法承受的伤痛：2011年全国发生数十起重大校车事故，其中大多数发生在外出打工人群密集的县乡，而受害者多为留守儿童；安徽太湖一名12岁的少年在祠堂边自缢身亡，留下遗书称想念外出打工的父母，自缢前曾深情地吻别陪伴自己的爷爷。这些碎片化的悲剧，只是中国5800万留守儿童的一个侧面。
留守一代，不应成为被甩脱的一代。
父母为孩子外出打工，可孩子却因他们外出而成为问题
中国的问题，最牵动人心的总在这个国家最柔弱、最贫瘠的地方——农村；而农村中最柔弱、最牵挂人心的地方，当下无疑集中在留守儿童这个群体。因为孩子是我们最脆弱的神经，因为农村的所有问题，最终都会折射到孩子身上：因为贫困而失学；因为不平等，他们身上被打上了一个可能影响他们一生的标签：留守儿童。
人们可以容忍贫穷，但无法容忍失去脱贫的希望，让贫穷在代际间传递——乡村那些可敬的父辈，本想通过自己在城市的打工奋斗，尽可能给自己的后代创造一个好的学习成长环境，让他们可以不必重复自己这代人的命运。可当他们在城市劳累一年回家后却心碎地发现：他们打工所获得的，远远无法弥补他们的离开给留守在家的孩子带来的伤害。他们的痛心在于：他们为了解决孩子的问题而外出打工，可孩子却因为他们的外出而成为问题。
这不是一两个农村家庭的问题，而是中国农村在这个改革时代的体制性缩影。留守儿童的问题，远比舆论看到和想象的更加严重，因为留守孩子的心灵创伤我们是看不到的。可仅仅看得见的那种伤害，就足以让人触目惊心。去年中秋节，有媒体曾寻访过广西一个叫温江的小村，这个人数不到3000人的村子，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而在出去打工的青壮年里却有100多人因抢劫而被抓。你能听到村里人这样介绍：这是阿显家，这是阿山家，他们都在服刑，一个死缓，另一个被判15年。
他们这一代年轻人，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代留守儿童，因留守而缺少关爱、缺少教育。可怕的这又是一个恶性循环，被留守的他们带着问题出去了，留下了“没有二十岁”的乡村，他们留下的孩子又重复着他们的故事。循环的不仅是贫穷，更有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一些孩子沉沦的命运。
客观地说，留守，还是比较中性的说法。很多时候，“被留守”实际就是“被甩脱”。不是父母甩下了他们，而是这个时代轰隆隆的列车正在无情地甩下农村，农村为了追赶上发展的步伐，又无奈地在甩下了他们的孩子。农村孩子“被留守”的个人命运，其实正是农村被甩脱的时代命运。
20多年的民工潮，集体忽略了留守儿童
20多年前，当民工潮在中国兴起的时候，面对大规模迁徙涌进城市的打工一族，无论是专家，还是作家、记者、诗人，都曾用抒情的笔调歌颂着这场高歌猛进的社会革命，都把农民到城市打工看作是农村摆脱固有命运、城市解决劳动力问题的一个机会。于是就有了电视剧《外来妹》的浪漫叙事，有了打工文学的奋斗抒情。然而很少有人会想到留守儿童的问题，甚至连打工者自己都不曾想到，问题会如此严重。
这种疏忽不是偶然的，而是在“以城市为中心”的制度架构和发展思维下的必然结果。在这样的架构中，城市是中心，农村是城市的边缘和附庸，农民进城打工是为了城市的建设，他们是城市建设的工具，他们是到城市寻找赚钱机会——在这种“城市中心论”下，城市人自然只会自私地想到农民进城给城市带来的问题，而没有将乡村当作一个平等的主体，更忽略了背井离乡给乡村造成的真空。所以，“留守儿童”是在没有任何防范的情况下，出现问题后，被人们突然发现的。
其实从农民进城打工那一天起，留守儿童就已经成为问题。可包括农民工自己在内的每个人都沉浸于“打工赚钱”、“既挣了票子，又换了脑子”的功利想象中，都停留于“进城打工每年可往家里寄多少钱”的经济算术中，将目光聚焦于城市，集体忽略了乡村自身的问题。今天蓦然回首，人们突然发现一个空心化的农村，一个沉重的留守现象。
这也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必然造成的结果。农民背井离乡是农村严重落后、农业严重落后无法生存的被迫选择，出外打工是唯一出路——民工潮现象实际上是我们的农村改革陷入停滞的反映。农民只能抛弃农村而向城市寻求发展的机会，农村被甩脱，留守也就成了一个必然的后果。正因为必然，更让人感觉无比沉重。
家庭，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完满的生活需要完整的家庭。可急速的城市化进程，二元结构下看得见的城乡不平等，掠夺着乡村的资源，将乡村的一切城市可利用的资源都无情地卷入城市：青壮劳力到城市打工，年轻人读大学跳出农门，农村成为城市的劳动力基地——自然就有了农村的空心化。一个严重的结果就是，农村本来完整的家庭，被城市的这种资源吮吸得支离破碎，夫妻分离，父子分离，亲情疏离。留守儿童问题，就是这种农村碎片化的残酷表现。
继续“以城市中心”，留守问题必无解
农民工集体外出，造成了一个巨大的留守儿童群体，并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可以感觉到，一些农民工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近年来越来越严重的民工荒，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意识的体现。为什么连高工资、高福利都吸引不了农民工呢？记者走访河南、安徽发现，留守儿童问题是许多农民工不愿再外出的主因。孩子长期亲情缺失，已引起在外务工的农民工的严重关切。
提到发达地区的民工荒，专家分析原因，总会把“工资过低”、“工作环境太差”放到最重要的位置，甚至作为民工荒惟一的原因。于是，开出的药方无非是“提高工资和改善条件吸引农民工”等等。
这样的分析虽站在农民工的立场上，逻辑却是以城市为中心。这种分析隐含着两个逻辑：第一，农民天生就是为城市提供劳动力的，作为城市边缘的农村，会源源不断地为城市输送劳动力；第二，农民工是纯粹的经济人，他们只受高工资的驱使。
农民工对留守儿童的严重关切，给那些习惯“以城市为中心”来看待民工荒问题的人提了个醒：不要总是站在城市人的立场来看待农民工，不要总以城市为中心，把农民工视作一个“为城市提供劳动力”的外来者，而要进入他们的生活世界，那样才能切身体验到他们的爱与痛。不要那么急于去“解决”民工荒，他们需要喘息，需要思考留守儿童的问题。留守儿童问题远比民工荒重要得多，很多东西是城市无法给予他们的。
停留于“城市中心”的发展思维中，留守儿童的问题必然是无解的——因为无法回避这种两难：进城打工，必然会留下孩子；而为了孩子，就无法进城打工。留守，于是就成为城市化必然要付出的代价，改革必有的阵痛。只有超越“城市中心”，将农村置于与城市平等的发展位置，平等地尊重农民的权利，留守儿童问题才能得到制度性的缓解。
无论何种问题，似乎一提到体制，就意味着“遥遥无期”，甚至“无法解决”。可留守儿童的问题，真的无法绕过“城市中心主义”的体制问题。当然，体制不是一个卸责的筐，我们不能再把问题推给一个抽象的体制之后就转过身去了，体制坚冰需要自上而下顶层设计的渐进融化，对留守儿童具体的关怀更要同步进行。输入地政府需要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提上日程，输出地政府需要穷尽自身的努力给留守的孩子更多的关怀。当然，如果农民工的收入有充分保障，也无须父母同时外出打工，留守的问题也将大为缓解。
留守儿童的问题，关系到中国的前途——中国的城市化虽然发展迅猛，可多数人仍生活在农村，多数孩子的身上仍贴着农村的标签，很难寄望“草样年华”中留守的一代，是有梦的一代。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智则中国智，而没有了梦想的5800万“被留守”的孩子，如何撑起一个强大的中国？专家言论并非耸人听闻：如果无视留守儿童，我们将迎来情感残缺、社会和家庭责任冷漠甚至充满反社会倾向的一代。
与此同时，留守儿童的问题，也考验着一个社会的良心。因为，他们虽然人数巨大，但他们力量微弱，他们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寄望于别人的改变。很多人虽然意识到留守儿童问题的严重，却缺乏切身体验，留守的生活离他们很远。越是这样，越考验着社会的良心，一个健康的社会无法甩下那贫瘠凋敝的一大半而独自高歌猛进。
本报从明天开始推出“走基层·关注留守儿童”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本报评论员 曹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