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个人围在邓小平夫人卓琳面前。卓琳对他们说:国家派你们来不容易,你们学成后要回国,你们要是不回去的话,小平同志要着急的。
这是33年前饶有意味的一幕。1979年1月31日,邓小平访美期间与卡特总统签署关于派遣留学生的正式协议。此前,1978年年底的一个雪夜,中国首批52名留美人员从北京登机。
这52个人应邀参加了卡特夫人为卓琳举办的招待会。会后卓琳把他们叫到一起,说了上述那番话。后来,这批留学生除一人延期外,均在两年后按时归国,并大多成为中国科技领域的领军人物。
邓小平显然没有为开放国门的决策而“着急”。如今,历史进一步证明,国门开,内外风景皆宜人——
教育部日前公布统计数据:从1978年到2011年年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224.51万人。截至2011年年底,以留学身份出国在外的人员有142.67万人,其中110.88万人正在国外进行相关阶段的学习和研究。这也就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81.84万人,有72.02%的留学人员学成后选择回国发展。
用这组数据对比1986年中国青年报的名篇《第五代》,同样颇有意味。这篇报道开门见山:“相当一部分留学生逾期未归。一时间,舆论纷纷扬扬,莫衷一是……舆论并非没有来由。国内一家权威新闻单位发出信息:我国留学生学成后将有80%滞留不归。某著名华裔学者提出警告:中国在美留学生,倘能回来10%,不必大惊小怪;倘能回来20%,可以举杯庆贺了!……西方记者的新闻鼻嗅出了异味:估计中国留学生政策可能关闸……中国门,开,还是关?一闸千钧,关系重大!”
改革初期时,开放留学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命题,既是基于对国家未来走向的判断,也需要政治勇气和操作智慧。上世纪80年代中期,留学政策成为一个社会命题,足以引发公众焦虑——《第五代》的价值正是在于适时地呼应了这一话题,为开放留学给出了一粒定心丸。
走不出去,这个国家显然非正常。不愿回来,这个社会必定出了问题。梳理历史,有助于我们观察和思考当下中国正在经历的新一轮留学热潮。
2008~2010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分别为17.98万、22.93万、28.47万。2011年,留学人数达到33.97万,其中国家公派1.28万人、单位公派1.21万人、自费留学31.48万人。
走出去已经不是问题。并且,与市场经济逐渐代替行政安排的逻辑相一致,国家留学政策的普遍社会性影响也逐渐式微,自由的自费留学成为主体。《第五代》中提及的“一闸千钧”,被经济社会发展消弭于无形。
但同时,从另一个角度看,走出去又在构成新的问题——国内的教育是否已不值得信任、不值得期待?走,有多少是为了提升,又有多少是为了逃避?
回来似乎也不是问题。至少,72.02%这个数字是令人安慰的。30余年间,中国展示了令人惊叹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的内涵如此丰富,足以为众多留学归国人员提供施展的空间。
同样,回来也引出了新问题——单纯的“镀金”目的,是否异化了出国留学的初衷?围绕“海归”与“土鳖”的一些政策安排,是否显得僵化、不公平?引进“海归”的过程,是否被某种盲目的冲动所绑架?
无论如何,中国发展到今天,留学的“合法性问题”已经解决,不会有人再担心门会关上。针对新一轮留学热潮,如何营建让人充满信心与安全感的社会,使得“走与回”被纳入顺畅的轨道,这才是关键。
一个自信而强大的国家,必定是在一种良性循环中造就的。人才走向世界,汲取人类文明的普世精华;再带着世界眼光回来,既体现自身价值,也服务于故乡祖国。
《第五代》的结尾引用了一句话:“第五代留学生是完全可以使祖国感到自豪的!”如今的留学生,至少应被划为“第六代”了吧。第六代,能为国家开启何种新的气象呢?
走得出去,但不是为了逃避;回得来,但留学不至流于虚妄。如此,这个国家的经络,方算是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