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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个人围在邓小平夫人卓琳面前。卓琳对他们说：国家派你们来不容易，你们学成后要回国，你们要是不回去的话，小平同志要着急的。
这是33年前饶有意味的一幕。1979年1月31日，邓小平访美期间与卡特总统签署关于派遣留学生的正式协议。此前，1978年年底的一个雪夜，中国首批52名留美人员从北京登机。
这52个人应邀参加了卡特夫人为卓琳举办的招待会。会后卓琳把他们叫到一起，说了上述那番话。后来，这批留学生除一人延期外，均在两年后按时归国，并大多成为中国科技领域的领军人物。
邓小平显然没有为开放国门的决策而“着急”。如今，历史进一步证明，国门开，内外风景皆宜人——
教育部日前公布统计数据：从1978年到2011年年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224.51万人。截至2011年年底，以留学身份出国在外的人员有142.67万人，其中110.88万人正在国外进行相关阶段的学习和研究。这也就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81.84万人，有72.02%的留学人员学成后选择回国发展。
用这组数据对比1986年中国青年报的名篇《第五代》，同样颇有意味。这篇报道开门见山：“相当一部分留学生逾期未归。一时间，舆论纷纷扬扬，莫衷一是……舆论并非没有来由。国内一家权威新闻单位发出信息：我国留学生学成后将有80%滞留不归。某著名华裔学者提出警告：中国在美留学生，倘能回来10%，不必大惊小怪；倘能回来20%，可以举杯庆贺了！……西方记者的新闻鼻嗅出了异味：估计中国留学生政策可能关闸……中国门，开，还是关？一闸千钧，关系重大！”
改革初期时，开放留学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命题，既是基于对国家未来走向的判断，也需要政治勇气和操作智慧。上世纪80年代中期，留学政策成为一个社会命题，足以引发公众焦虑——《第五代》的价值正是在于适时地呼应了这一话题，为开放留学给出了一粒定心丸。
走不出去，这个国家显然非正常。不愿回来，这个社会必定出了问题。梳理历史，有助于我们观察和思考当下中国正在经历的新一轮留学热潮。
2008～2010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分别为17.98万、22.93万、28.47万。2011年，留学人数达到33.97万，其中国家公派1.28万人、单位公派1.21万人、自费留学31.48万人。
走出去已经不是问题。并且，与市场经济逐渐代替行政安排的逻辑相一致，国家留学政策的普遍社会性影响也逐渐式微，自由的自费留学成为主体。《第五代》中提及的“一闸千钧”，被经济社会发展消弭于无形。
但同时，从另一个角度看，走出去又在构成新的问题——国内的教育是否已不值得信任、不值得期待？走，有多少是为了提升，又有多少是为了逃避？
回来似乎也不是问题。至少，72.02%这个数字是令人安慰的。30余年间，中国展示了令人惊叹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的内涵如此丰富，足以为众多留学归国人员提供施展的空间。
同样，回来也引出了新问题——单纯的“镀金”目的，是否异化了出国留学的初衷？围绕“海归”与“土鳖”的一些政策安排，是否显得僵化、不公平？引进“海归”的过程，是否被某种盲目的冲动所绑架？
无论如何，中国发展到今天，留学的“合法性问题”已经解决，不会有人再担心门会关上。针对新一轮留学热潮，如何营建让人充满信心与安全感的社会，使得“走与回”被纳入顺畅的轨道，这才是关键。
一个自信而强大的国家，必定是在一种良性循环中造就的。人才走向世界，汲取人类文明的普世精华；再带着世界眼光回来，既体现自身价值，也服务于故乡祖国。
《第五代》的结尾引用了一句话：“第五代留学生是完全可以使祖国感到自豪的！”如今的留学生，至少应被划为“第六代”了吧。第六代，能为国家开启何种新的气象呢？
走得出去，但不是为了逃避；回得来，但留学不至流于虚妄。如此，这个国家的经络，方算是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