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不愿与孩子分开”

    高亚凤最想的，莫过于早一点让女儿来到自己身边。这个女工每天上完大夜班后回家的路上，都要经过美华园小区的幼儿园。她常常在此停住脚步，禁不住失神：“就是没这个机会吗？”

    如果不是那场可恶的校车车祸，女儿此时也应该刚刚到老家的小博士幼儿园，开始一天的学习和游戏。高亚凤心想，“能唱爱跳的女儿一定不比这儿的孩子差。”

    高亚凤的孩子叫张蕊蕊，今年5岁。2011年11月16日，甘肃省正宁县榆林子镇发生一起严重的校车事故，19名幼儿被夺去了生命，43人受伤。张蕊蕊就在这辆超载的校车上。

    这场震惊全国的校车事故之后，33岁的高亚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矛盾之中。离开家乡后，她和丈夫已经在江苏昆山的工厂里打了3年工,完全适应了城市的生活。“把孩子扔在家里，她长大了会怨恨我们的。”轻声叹了口气，她接着说，“打工也是为了她，长大后能明白就好了。谁不想把孩子带在身边？谁也不愿意和孩子分开！”

    “害怕！妈！”

    2011年11月16日早晨，正宁县榆林子镇的上空，被一层薄薄的雾笼罩着。张蕊蕊7点多就起床了。她从炕上热乎乎的被窝里爬出来的时候，奶奶已经把馒头和小米粥准备好了。8点半左右，黄色的校车准时出现在几米远的家门口，开始不停地按喇叭。

    奶奶魏春燕急忙催促着孙女穿上红色的棉袄，背上红色的书包。她清晰地记得，那一天对上学一向积极的孙女嘟囔说：“有点头昏，不想去（学校）。”她没有听孙女的央求，硬是把她塞上了校车。

    此时，校车里只有五六个孩子。就像她在过去3年中每个上学的早晨一样，张蕊蕊和小伙伴们一起，开始沿着乡间的小路前往几公里外的小博士幼儿园。只不过，以前每次她都会坐在前边。但这一天，她却被挤到了车的后排，紧贴着窗户。

    魏春燕则折身返回家中，收拾碗筷。就在洗碗的工夫，这辆校车出事了，迎面撞上了一辆大翻斗运煤货车。

    这个时候，距离正宁县2000多公里的江苏昆山，在城东开发区的一家食品加工厂外，高亚凤刚刚下了夜班。这天，她原本准备打电话给同事，约着一起去玩。来昆山3年了，她还没怎么逛过这座城市。

    这是她第二份工作，几乎每天要工作8个小时，时常需要加班，周六周日也不例外——方便面在流水线上等待封包装箱，她的任务就是紧盯着流水线，将碎面、生面剔除出去，并将完好无缺的补上。

    还没有学会上网的高亚凤无从知晓她的女儿赶上了一场灾难，好在伤势不重。

    时间已接近中午，高亚凤路过小区楼下的网吧时，听见匆匆走出来的几个男孩说：“甘肃的校车出事了”。

    起初，她并没有在意。直至听到“榆林子镇”几个字后，好像一股电流从她的身体里穿过。她开始疯了一样地给家里打电话，电话却始终无人接听。

    下午3点，她终于拨通了父亲的电话。父亲平静地告诉她：“（校车）出事了，你女儿没事。”

    “那让蕊蕊接电话。”

    “娃娃刚睡着。”

    父亲肯定的话语无法打消她心中的不安。她的手不听使唤地发抖，脑子也开始胡思乱想：“孩子是不是出事了，家里人怕我着急，不敢告诉我？”

    直到下午5点，她才从电话那头听到了女儿的声音，支支吾吾地半天讲不出一句话，还带着哭声。

    “怎么了？”

    “出车祸了。害怕！妈！”

    “别怕，我明天就回来。”高亚凤回忆说，她再也止不住自己的泪水。

    外出打工3年只回过一次家

    撂下电话，高亚凤奔向了离出租屋最近的一家火车票代售点。但她被告知，已经下班了，要买票只能等明天。

    她枯坐在狭小的屋子里，呆呆地守着电视机，等待着整点新闻播报。

    高亚凤夫妇租住的屋子，摆了一张床，支了一个简单的案板，除了一台没有天线的14英寸电视机之外，没有别的家电。

    电视机是从旧货市场上买来的，花了230块钱，只能收到4个台。休息的时候偶尔看看电视剧，是她排遣孤独的唯一方式。

    她终于在一闪而过的电视新闻画面里见到了女儿——头上缠着白色纱布，表情木木的，躺在白色的病床上。画面里还有她的父亲、公公和弟弟。

    越看越着急。这个晚上，高亚凤彻底失眠了。她甚至开始埋怨丈夫的“无能”——“下辈子找个有钱的，待在家里（不出来），也不会这么后悔”。高亚凤出生在一个虽不富足但衣食尚且无忧的普通农家，24岁结婚之前，她对美好的未来生活充满了无限的憧憬和向往。

    丈夫张小勇从砖厂下岗后，两人曾种过烟草，但一年辛辛苦苦下来却亏了本。此后，丈夫远赴陕北打工，几年下来，也没挣下多少钱。

    不得已，高亚凤决定自己出门去闯一闯。

    “穷怕了，一年累死累活没几个钱！”她说。

    对于这个想女儿想得快发疯的年轻母亲来说，没有什么比早一点回家更令她感到重要的。

    最初，组长仅给她批了15天假。她急了：“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也不知道多少天够啊。”

    再三请求之下，车间组长被打动了，坚定地告诉她：“这事包在我身上。”最终，鉴于情况特殊，高亚凤获得了22天的假期。

    在出门打工的3年中，高亚凤只回过一次家。

    不敢给孩子买衣服

    2011年11月17日10点04分，由昆山开往西安的列车启动。高亚凤再一次踏上回家路。

    火车票是这天清晨才拿到的。她原本可以买到当天12点发的T112次座位票，但她实在是连短暂的几个小时都觉得漫长，结果花185块钱买了这班较早出发的列车的站票。

    此时，在正宁县中医院的病房里，张蕊蕊尽管右脚踝关节拉伤，打了石膏，额头也缝了几针，但已经可以唱歌了。

    一上火车，高亚凤就不停地开始向家里发短信，询问女儿的情况。

    在人满为患的硬座车厢，她找到一处角落，在那里想念着女儿。

    从前的日子如同此刻窗外的风景，在她的脑海里一一闪过。出来打工的第一年，最为煎熬。她需要每天给女儿打一次电话才能入睡，经常放下电话就流泪。现在，稍微好过点，每周照例打两次电话，每次都觉得意犹未尽，“电话挂了，感觉还在讲”。

    一个人独处的时候，高亚凤最喜欢干的一件事，便是从床头的柜子里取出女儿的照片，仔细地端详。照片有七八张，有孩子和爷爷奶奶的合影，也有孩子捧着南瓜的照片……

    尽管家里会不断寄来女儿的近照，但今年5月回家的时候，高亚凤还是没敢给孩子买衣服。作为母亲，她感到很失职，她都不敢确认孩子的尺寸，“孩子长得快，生怕买小了，衣服穿不上”。

    为了弥补心中的愧疚，高亚凤这次回家给儿女带了很多礼物。

    将近20个小时，高亚凤什么也没吃，她似乎忘记了饥饿。抵达西安时，她已一天半没有睡觉了。

    孩子是女工休息室永远的话题

    几乎就在高亚凤从昆山赶往正宁的途中，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涌向这座小县城。这其中有前往处理事故的官员、报道事件的媒体记者，还有像高亚凤一样心情焦急的年轻父母。

    高亚凤直到11月18日下午1点才回到家乡。下车后，她直奔医院，医院里已挤满了人。高亚凤一看见打着石膏的女儿，“心碎了”，抱着女儿哭了。同时又她觉得自己“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孩子总算没大事儿啊。

    活了33岁，高亚凤还是第一次碰上这样的事。对高亚凤来说，送孩子上幼儿园，是非常无奈的选择。“老师可以教一点知识，总比呆在家里强。最重要的是待在幼儿园也安全一些。”她说。

    在昆山的工厂，女工们在工作之余讨论最多的莫过于孩子和工资了。高亚凤听说，要到昆山当地上学，必须要有房产证和当地的户口。

    即便是将女儿接到她打工的昆山市，每学期将近2000元的借读费也令她望而却步。

    更为棘手的是，孩子即使在昆山上学，将来中学和大学都必须回到原籍参加考试，两地学校使用的教材都不一样。 

    最后，女工们商量一致的标准答案是：“想让孩子上好学校，就必须让孩子在老家读书。”

    和高亚凤一样，陕西人刘曼鸽也陷入了纠结之中。她6岁的女儿在陕西咸阳，和88岁的爷爷、80岁的奶奶生活在一起。她曾跑到昆山当地的学校去咨询，“一口就被拒绝了，什么余地都没有”。她成天生活在提心吊胆之中，生怕接到来自老家的电话。

    高亚凤曾听同事讲，有个女工的女儿今年上四年级，在昆山书读得很好，结果跑到老家考试，“考得一塌糊涂”。

    这让高亚凤放弃了“带孩子来昆山上学”的想法，“如果女儿将来上不了个好学校，不是亏大了吗？”

    在老家正宁待了近20天后，高亚凤不得不再次返回昆山。女儿的头部有没有留下后遗症，还需要一次彻底的检查。这让高亚凤始终放心不下。恰巧那几天，榆林子镇下了一场很大的雪，高亚凤几乎是被母亲“推搡”出家门的：“乘着路上还没结冰，要走赶紧走。”

    离别时依依不舍。高亚凤不得不跟孩子撒了个善意的谎，骗孩子自己这次是去辞工作，回来后就再也不出门了。临走那天，天空零星飘着雪花，张蕊蕊站在路口怎么也不愿意回家，她对奶奶说：“你就让我再看一会儿我妈妈，一会儿就看不见了。”

    两天后，高亚凤再次回到了她既感亲切又觉得陌生的城市，继续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