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住女儿

    天还没亮，屋里只有一只灯泡带来的昏黄光线。24岁的妻子彭双芹摊开一件粉红色的小棉袄，仔细地放在火盆边烘去潮气，然后把它穿在不满半岁的女儿身上。32岁的丈夫汪正年蹲在门口，呼噜噜地吃着一碗清汤面条。

    这是正月十五的清晨。农历新年的最后一天，贵州省铜仁市石阡县的这个家庭却没什么过节的味道。汪正年将熟睡的女儿放进背篓，又盖上一层花毛毯。随后，他从卧室里取出家中最后一笔钱——4张百元纸币，小心翼翼地展平，放进自己破旧的黑色钱夹。

    汪家小女儿名叫“树琳”，出生没多久，就被查出患有重度地中海贫血。如果不能获得有效治疗，她很可能在幼年夭折。

    这种需造血干细胞移植才有可能根治的病，彻底打垮了这个脆弱的农民工家庭。为了“或许能更多报销”的医疗保险，在广东肇庆打工的汪正年夫妻带着女儿回到大山里的老家。干细胞移植的花费是“天文的数字”，眼下，树琳只能靠输血暂时缓解病情。每个月两三次输血，要耗掉1000多元，这个家庭很快就被一袋袋的鲜血拖垮了，“像水洗过一样”。

    随之垮掉的，是汪正年“很大的愿望”。自打16岁小学毕业后，他就离开寨子，进入城市打工。这个80后如今会用手机发微博，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也会在与人道别时用英语说一句“Bye-bye”。他曾经梦想着攒下一笔钱，买一辆属于自己的汽车，开个家具厂，“这辈子不用再给别人打工”。

    但眼下，汪正年明白，他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远。一家人的日子，可能就这样被困在连汽车也无法开到的寨子里，“过一天算一天了”。

    上午8点，夫妻俩背着女儿出发了。山路在悬崖边上，一些地方仅有双脚宽，一路都是陡坡。再穿过布满石头的河滩，经过龙川河，然后，他们才能挤上半小时一趟的小公共汽车，最终到达县医院。

    冬雨下了一整夜，他们的鞋子很快就被黄泥糊住了，山路上只有两人“吧唧吧唧”的脚步声。

    杀不起猪的新年

    汪家祖祖辈辈都住在山里。从山脚望上去，人们看不见藏在大山褶皱里的寨子。而从汪家的院子望下去，是一层又一层山坡，山脚宽阔的公路看起来就像条白丝线似地挂在尽头。

    汪正年夫妇和两个女儿，与60多岁的父母住在一起。那是一间上世纪80年代盖起的老房子，青黑砖墙填满了木头框架。“现在，没人修这种房子了，家家都要修砖房。”汪正年站在院子里说。他头发蓬乱，深蓝色西装外套上的灰泥掸也掸不掉。

    去年10月底，树琳被确诊为重度地中海贫血。因为时不时就要送孩子去医院，汪正年已经没法在离他们村10多公里的县城找份稳定的工作。而如果只是守着田地耕种，农作物的收成仅能维持寒酸的日常生活。

    这个打得一手好家具的年轻人开始“卖力气”。

    从贵阳通向石阡的高速公路正在山下不远处施工，这意味着原本8个多小时的路程可以大大缩减。有时，天还没亮，汪正年就和亲戚们约在村口，去高速路做一天零工。他学着砌边沟，或者与人合力抬走1000多斤的石头。

    “都是肩扛的活，特别累。”这个身高只有1.6米的男人说。不过，一天做上10来个小时，他能赚到80元钱。有时，县城的小装修队找他去做临时工，一天也能赚上75元。

    可并不是每天都能等来这样的活计。闲时，汪正年就随母亲走进梯田。地里长着萝卜、娃娃菜和豌豆尖。他们将三四十斤青菜放进背篓，挤上清早6点的小公共汽车，在农贸市场铺个小摊，以每斤1.5元的价格卖出去。

    可是，只要女儿发病，这些用力气换回来的钱，就会迅速流进血袋，输进奄奄一息的树琳体内。

    这个家，越过越衰败了。曾多次到汪正年家采访的上海记者刘行喆还记得，去年春节前，夫妻俩从肇庆赶回老家，还没上山时，就接到老母亲打来的电话，“水都烧好了，你们一回来就杀猪。”

    杀年猪，这可是他们一路上念叨着的事，更是农村喜庆的大日子。

    但今年，为了给树琳治病，猪早在过年前就卖掉了。今年的年货只有一条鱼，以及稍有富余的亲戚们送来的几块腊肉。

    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尝到肉的滋味了。自打树琳带着病回到寨子里，整个家就像是“被掏空了一样”。平日里，他们只能在黑黢黢的灶上烧沸一锅水，烫起豌豆尖，舀一小勺猪油和辣椒就成一餐。

    腊月里，1月8日一大早，同寨满叔家杀猪，汪正年带着3岁的大女儿蓝玉过去帮忙。戴着红帽子的蓝玉站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看着，还问道：“爸爸，我们家什么时候杀猪过年？”

    年轻的父亲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女儿。回到家，他拿出别人送的旧手机，发了一条微博：“我什么时候才能给爸爸、妈妈、小孩这样的幸福？我也是在盼望这一天啊！可是怎么没有。”

    女儿出生前，很多人相信她是个“有福气”的孩子

    2月6日，正月十五，上午9点多，汪正年在县医院挂上了号。儿科诊室里挤满了哭闹的婴儿和焦急的家长。这会儿，被彭双芹抱在怀里的树琳倒是很安静，她瞪着眼睛打量着四周，直到一个“白大褂”走近才“哇”一声哭闹起来。

    彭双芹知道，女儿“怕死了”穿白衣服的人。每个月，他们都要为她抽血化验和输血治疗。输血的六七个小时里，针头都得插在这个白胖娃娃的额头上。没有病床可供休息，彭双芹和丈夫只能坐在走廊里的椅子上，轮流抱她，喃喃地哄着她。

    正是这个女儿的诞生，让全家陷入了绝境。但在树琳出生前，很多人都相信她是一个“有福气”的孩子，她甚至还曾是一部纪录片里“未露面的童星”。

    去年春节前，来自上海《东方早报》的一个摄制团队准备为骑摩托车回家过年的农民工拍摄一部纪录片。

    曾有评论者用“令人动容的长途跋涉”形容这艰难的归家旅程。10万名农民工，带着老婆孩子和年货从异乡启程，骑着摩托车奔向故乡。广东肇庆境内的321国道上，一天中就会有超过7000人的摩托大军经过。

    2011年1月24日从肇庆出发的汪正年，只是这10万人中极其普通的一个。在过去一年多里，他在建筑工地搅混凝土，彭双芹则在鞋厂车间里做工。他们与另外两户同乡一起，准备骑三辆摩托车回家过年。

    这将是一趟长达1350公里的旅程。

    直到纪录片完成后，汪正年才告诉跟拍的记者，他载回家的，并不只有妻子、一年多攒下的7000多元积蓄和一个鼓鼓囊囊的红色旅行袋，同时还有妻子肚子里刚刚孕育了两个多月的小生命。

    这对年轻的夫妻还记得，突然发现的怀孕并没有让他们改变原定的回家计划。摆在面前的现实不容许他们选择更安全的旅途：如果乘坐长途客车，两人要花掉1000多元；而骑摩托回家，只需不到300元。

    除了肚子里的孩子，在老家，大女儿蓝玉已经两岁多了。

    蓝玉在肇庆出生，但7个月大就被送回石阡。家里没有电话，每周两次，60多岁的奶奶抱着孙女到更高坡上的堂嫂家，等着汪正年把电话拨到这里，短暂地聊上几分钟。

    “非常想念她。”年轻的父亲有些哽咽，“希望回去的时候她长高点，会叫爸爸妈妈了。”他露出了向往的笑容，可同时，泪水也涌到了眼眶。

    但他们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如果将蓝玉留在肇庆，就意味着双芹要放弃鞋厂的工作和一份并不丰厚的收入。他们心里存着很多长远的计划：尽力多赚钱，先把结婚时办酒席、嫁妆欠下的4万元债还清，节俭着过日子，将来就可以攒钱接蓝玉到教学质量更好的广东上学。“书读得多些，女孩将来做工、生活都容易些。”汪正年说。

    可就在他们离家的日子里，蓝玉曾溜出祖母的视线。那次，一只滚烫的烧火钳被碰掉了，烫在小女孩的脸上。褐色的疤痕如今仍像个洗不掉的印记，长在蓝玉的右脸上。

    为了多赚钱，前一年的春节他们并没有回家，也没有看见孩子。

    不过，2010年是一个好年，他们还清了债务。“心里特别高兴嘛，可以看父母和小孩了。”在纪录片里，汪正年说起家乡时，高兴得笑出了声。

    带着他们的全部积蓄，和一个仍在母亲体内的小生命，他们终于要回家了。

    娘胎里的漫漫险途

    但这是一段极其危险的旅程。他们将从白天骑到黑夜，从这个国家的富庶之地区骑到贫穷的山区，从平坦的公路骑到积雪结冰的盘山道。

    汪正年比任何人都清楚路途的危险。在以这趟旅程公里数为名的纪录片《1350km》中，他对着镜头笑了一下：“家里人只是盼望着你今天出发了，后天就到家了。但自己却还不知道后天到不到得了家。”

    在回家的10万人里，有人不幸死在了这条路上，也有人到家时整整瘦了13斤。汪正年载着妻子和还未出世的女儿，他知道自己得更加小心。

    出发前，侄子送给他一个“低音炮”和一个MP3。汪正年兴致勃勃地下载了几首“提精神的歌”，比如《财神到》、《上海滩》。可这震天响的音乐快要让孕妇双芹烦死了，“耳朵差点听爆了”。

    不过，吵闹的歌声并没有伴随旅程太久。气温越来越低，两边的树枝已经挂上白色的冰挂，就连头盔上也结满冰碴，汪正年不停地抬起手蹭着鼻涕。在结冰的路面上，他们不停地摔车。音箱很快就被摔得没了声响，随后，为过年特意买的新衣服也被划出了口子。

    如今，人们很难从这部纪录片中看出，被羽绒服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彭双芹怀有身孕。但每到摔车的“那一分钟”，汪正年就会猛地担心一下。一路上，孕妇双芹已经数不清自己多少次摔在冰面上。

    当发现妻子靠在自己背上睡着时，汪正年担心地停下车。

    “不要睡着了，哎？”他回身敲了敲妻子的头盔，“咋个样？咋个样？饿了是不是？”

    彭双芹并没有回答，但她睁开了眼睛。摩托车又继续前行了。

    开着汽车一路跟随他们的记者鲁海涛还记得，前面的3辆摩托车“没完没了地迷路”。他们没有GPS导航，甚至没有一张地图。他们手里只有一个笔记本，其中一页被翻卷了边儿，那张纸上记录着路线图——从肇庆到石阡要经过的地区，上面绝大部分都是错别字。

    到了离家只有90多公里的羊场镇，雪下起来了，气温已经低至摄氏零度以下，摩托车几乎只能滑行，妻子们伸长双脚、蹚着地面，试图为车增加点阻力。但这条路还是太危险了。同行的堂哥将妻子送上了60元一位的大巴车。但彭双芹却不愿坐大巴，“那路难走的，陪在他身边才安心。”

    原定行程三天两夜，最终在不断的迷路和摔车中被延长为五天四夜。

    到家前，汪正年扯掉了脏兮兮的裹鞋布。在县城的市集上，他买了两斤包装漂亮的糖果。然后，他费力地将摩托车推上坑坑洼洼的山路。

    已经一年多没见的女儿蓝玉被奶奶拉着，站在泥泞的小路上等爸爸妈妈。她怯怯地看着眼前彭双芹伸出的双手，转回头走了。

    回到家，汪正年“怕妈妈心疼”，绝口不提路上的辛苦与危险。他笑呵呵地告诉母亲，“我开摩托车，很高兴，一点都不累，到处可以看世界。”但背地里，他哭了。

    那时候，觉得未来很简单，想有点什么，都会有的

    为了迎接二女儿树琳的降生，汪正年和彭双芹决定暂时留在老家。

    这倒并非一个无奈的选择。尽管离开老家仅仅一年多，但汪正年惊喜地发现自己就快“分不清东南西北了”。

    电话里父母常常提到的高速公路，正在紧张施工中，“以前觉得山区高速很难通，可现在感觉一下子就要修好了”。八一大街上的木板房如今都变成了砖房，县城里“连十几二十层的楼都有”。在他们开着摩托车经过的一个路口，甚至架起了过去只在肇庆见过的红绿灯。

    他并不知道，在某个傍晚，这个“交通要道”曾有失水准地双向同时亮起红灯。石阡的变化，让汪正年感到有希望：“如果有稳定的工作，我也想留在这里，照顾父母和孩子。”

    一切看上去都很顺利。他很快就在县城谋到了份工作——在家具厂喷漆。刚开始，月薪1500元。因为他干活卖力，工资很快又上调了200元。对于汪正年来说，“这待遇挺不错”。他仅有小学学历，尽管曾专门学过做家具的手艺，但小时候放鞭炮炸断了左手两根手指，在肇庆的大厂里，总是刚到体检这关就被淘汰。

    在石阡的日子里，他上午上山砍柴、种地，下午3点钟就骑上摩托车，带着大肚子的妻子去家具厂。他们要在厂里工作到晚上8点或更晚。

    “我知道油漆有毒。”孕妇双芹说。可现实情况是，正年“一个人根本就抬不动那些家具”，必须有人搭把手。更何况，这也不是什么特殊的经历。第一次怀孕时，她就在家具厂工作，大女儿蓝玉出生后一直很健康。久了，他们已经不再觉得油漆味刺鼻。

    本只有一排平房的家具厂规模越来越大，把隔壁的院子都租了下来。这也让汪正年更看到了这一行的希望，“每个月攒下几百块钱，再四处借点”，或许几年后，他也能拥有自己的小厂了。

    但当时，这对年轻夫妻并没有在“创业”的具体项目上达成一致。比起丈夫一直念叨着的家具厂，彭双芹认为赶集卖杂货不用承担风险。更何况，“今天不想赶集，就可以待在家里，没人限制我，那多自由！”她一边念叨着，一边笑起来，梳得高高的马尾辫也跟着来回晃动。

    “那时候，觉得未来很简单的。想有点什么，都会有的。”年轻的汪正年望着前方回忆。树琳正睡在他背上的背篓里，他必须一刻不停地来回晃动，否则，饱受病痛折磨的孩子就会醒过来，声嘶力竭地哭泣。

    对未来生活的美好设想让汪正年和彭双芹充满干劲，以至于树琳出生后不久，家具厂老板为还赌债而突然关闭厂子，都没有让他们感到灰心。在那之后，由于再找不到什么令人满意的工作，他们带着小女儿，坐了18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再次来到肇庆。

    汪正年回到建筑工地里搅拌混凝土。看起来，眼下的生活和一年前他们离开时差不多。

    他们仍旧租住在肇庆城中村一栋二层农民房中。4户人家共用厕所和在小院里随意搭砌的简陋厨房。他们与堂哥家一起开伙，每天7元钱的伙食费，仅够晚上在菜里看到点儿肉末。吃完饭，疲惫的两人就爬上二楼，小心翼翼地避开楼板快要塌陷的地方，回到自己的房间。

    即便条件如此简陋，双芹还是认为“城里更好”。在那里，这对年轻的夫妇常常搭乘1元2角钱的公交车去市中心看喷泉。也是在那里，第一次拿到780元奖金的汪正年毫不犹豫地给妻子买了件奢侈品——一枚小小的银戒指。

    彭双芹初中毕业时，在东莞打工的表姐回到老家。直到今天，她还记得表姐穿了一身新衣服“在我们家里晃来晃去”。这身衣服让农家姑娘双芹“特别羡慕”，她相信，城市是个好玩的地方。

    于是她拒绝让贫穷的父母再供自己读书。她也相信，农村不是自己要待的地方。在她出生之前，6个哥哥姐姐先后夭折，这个女儿自然成了家中的宝贝，从小到大，父母甚至没让她干过农活。终于，这个16岁的姑娘没种过一天地，就一步迈进城市了。

    带着生病的小女儿回到农村后，汪家这个媳妇一直没有下地干过农活。亲戚们向她婆婆数落她：“懒，什么都不会干。”回家后，婆婆也赌气似地大声说：“累死了，每天就是我在干活！”

    双芹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原本是打算在城市里一直待下去的。

    进城后，在鞋厂和纺织厂的高强度工作证明，“出去了就和想象中不一样”。但直到几年后，因为女儿重病被迫收拾包裹离开城市时，双芹仍尽量将一切与那里有关的痕迹带回了老家。比如，一根串着粉红色米老鼠的头绳、几瓶摆在破旧梳妆台上的护肤品，和脚上紫红色的“老北京”牌棉鞋。

    回到寨子后，她仍旧不让丈夫在家里随意吐痰，还总是穿着干干净净的黑色羽绒服和窄腿牛仔裤，马尾辫梳得一丝不乱，像是随时要出门的样子。“她爱打扮。”汪正年笑着看着妻子，“我们男孩子就不这样，管她的。”

    卖了菜，给妹妹输血

    在肇庆，周围的邻居很快发现树琳的异常，“肚子胀大，脸色发黄”。汪正年试着用中药给孩子洗澡，却没有一点起色。随后，这个婴儿开始没完没了地呕吐、哭闹，直到嗓子沙哑，只能发出些干涩的哭声。

    想着“家里治疗费能便宜一点，还可能报销一点”，三口人回到石阡。可县城的医院无法确诊，他们便借了8000元钱，背着铺盖卷，前往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四面八方的病人“像赶集一样”涌向这座医院。汪正年还记得，清晨4点多的时候，医院铁门外就已经挤了两三百人。汪正年背着行李，彭双芹抱着孩子，4个多小时后才挂上号。

    几天后，借来的钱就换成了一张又一张写满陌生词语的检验单。2011年10月31日，医院给出诊断结果，树琳患上了由遗传基因导致的重度地中海贫血。想要根治，孩子就必须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而这项开销可能在40万元以上。“那是天文的数字。”汪正年垂着头低声说，“也许我一辈子都挣不到40万，也见不到40万。”

    接到诊断书那一刻，彭双芹觉得“天都要塌了”。病房里有太多人，夫妻俩背起女儿，跑进医院一个“黑漆漆的角落”，蹲在地上嚎啕大哭。直到半个多小时后，彭双芹抹了把眼泪，“不哭了，大人要是把身体哭坏，娃娃怎么办！”

    小女儿原来叫做蓝会，得病后，汪正年的妈妈在县城街上找了一个算命先生改名。算命的人说，孩子是属兔的，要在树林里长大，就改成了“树琳”。汪正年说自己不迷信，只求孩子能平平安安活下去。

    可是树琳活得不容易，她常常整夜不能入睡，汪正年和妻子只能彻夜背起她在屋子里晃动。有时，他们困得将头抵在墙角瞌睡一下，没多久，背篓里的女儿就会哭喊起来。他们只能没完没了地在那个寒冷的堂屋里打转。

    汪正年7000多元的积蓄早就耗尽了，如今，他们又欠下1万多元的外债。今年过年前，他们卖掉了家里第二值钱的物件——一头猪。眼下，他们只剩下一头牛了。

    这个破败的家庭拼命地想让自己的日子过得更像样一点：作为装饰，几张白酒、塑料饭盒和猪饲料的包装纸被贴在墙上；牛棚柱子上的红纸条写着“水草平安”；蜂箱上也贴着一张写着“蜂王兴旺”的红纸条。

    可是进到屋里，除了作为双芹嫁妆的一台电视，再没有一样家用电器。别人家挂着腊肉的地方，汪家挂着两串玉米。

    一家六口常常只能凑出几十元现金，没有一分钱存款。

    在微博上，汪正年记录着眼下的窘境：1月2日，老母亲卖菜得来的35元钱都给树琳输了血；1月3日，快过年了，他想给蓝玉买件65元的衣服，可钱不够，最后，只买了5角钱的气球；2月8日，“我这几天一直在感冒，天天吊针，医生说还要吊几天才好，我一天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女儿又在病中，我一天好着急啊，我要快点好起了啊，女儿还在等着我去给她挣钱治病啊。”

    亲戚们告诉汪正年，“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可以提高一些重大疾病的报销额度。根据2011年下发的《石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石阡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政策的通知》，14周岁以下儿童重大疾病可按医疗总费用的70%补偿，最高补偿限额30万元。

    这听起来像是个顶好的消息。但随即汪正年再一次陷入失望之中，那份文件同时规定，“重大疾病”仅包括儿童白血病及属于先天性心脏病的6个病种。

    这个农民背着孩子，一次又一次地走进县城的“合医办”，请求他们帮助将“重度地中海贫血”也纳入重大疾病的范围。目前从这间办公室传来的最新消息是，这种罕见病很可能将在今年3月份后被列入重大疾病范围。

    希望只是变得近了一些，这个贫穷的农民家庭仍必须为女儿凑出10多万元的医疗费。

    就在这些困境之中，似乎蓝玉也跟着长大了。她开始学着爸爸的样子帮奶奶摘菜。

    “明天我就要去卖菜了。”这个短头发的小姑娘坐在小板凳上，挥舞着手里的菜叶，“卖了菜，给妹妹输血！”

    一旁的汪正年愣住了。他曾经希望在肇庆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看着蓝玉和树琳蹦蹦跳跳地走进学校，让她们好好读书，甚至“考上大学”。可眼下，他离他向往的生活越来越远。

    汪正年同辈或晚辈的年轻人仍在外地闯荡，他们或者在县城架设宽带，或者在广东的建筑工地背水泥砂石。其中干得最好的一个，已经在贵阳开了间小小的食品加工厂。

    在这座60多户人家的寨子里，如今，汪正年和彭双芹成了仅剩的年轻人。

    返乡路上总有苦楚

    就像汪家的故事一样，谁也说不准，变故是否会突然缠住那些在远方打拼的人。村子里，汪家并不是唯一一户因疾病而在贫困线上下浮沉的人家。

    正月十五那天夜里，鲁朝军一家五口回到石阡。因为长途汽车中途抛锚，他们比计划晚了一天。

    鲁朝军是汪正年的姐夫，也在肇庆打工。去年春节，他与汪正年一起骑摩托车回到老家。不过，当时鲁朝军并没有带上老婆和孩子。要不是为了给摩托车办一个贵州牌照，他不会返乡。事实上，到去年春节，他已经离家整整10年了。

    “10年了，石阡变样咯，真变样咯。”在纪录片《1350km》里，鲁朝军的声音有些哽咽。

    但是10年没回来过，他甚至连落脚的地方也没有了。他家那砖木结构的房子已经塌了，只剩残骸还瘫在院子里。不过，他很笃定地告诉纪录片拍摄者，自己、妻子和3个孩子都将一直生活在肇庆。前几年，他也把母亲接到了那里，如果没什么意外，他们就算是迁到广东了。

    可是意外很快就来了，就在今年春节前，他年迈的母亲患上腰病，“很难治，只能带回老家来”。

    他们带回了全部家当：4个鼓鼓的编织袋，一辆已经没油的摩托车，以及打工十几年攒下的几万元钱。

    对于石阡县城来说，他们到的那天是今年春节最后一个热闹的夜晚。载着烟花的卡车走走停停，天空中亮起绚丽的图案，四处是炸响的爆竹。鲁朝军一家被堵在路上，每个人都兴冲冲地看着车窗外的焰火，只有11岁的大女儿别过脸去，一眼也没看。

    “石阡过年热闹，还是广东热闹？”旁人问她。

    她一个字也没回答。

    汪正年的母亲也曾病过，肺病。身在广东的儿子拼命赚钱，然后把钱全部寄给母亲治病。那年腊月二十四，在连续赶工3个通宵后，他坐上了回石阡的长途汽车。可冰雪封道，车开到镇远县就再也走不动了。

    尽管距离老家还有60多公里，但为了尽快见到病中的母亲，汪正年决定走回去。

    他脱掉了回家前特意买的55元钱的皮鞋，小心地包好，然后穿上了在镇远买的解放鞋。他在冰雪中没完没了地摔跤，夜里借宿在农民家里，花钱买点吃食。在森林里的一条岔路前，他找不到人问，迷了路，因此又耽误了好几个小时。

    汪正年足足走了两天，才回到家。雪还没有停。当他走到大门口时，妈妈正等在院门口的樱树前，他腿一下子软了，跪倒在齐膝高的门槛外。

    “那一次，我就在想，为什么我的命就这么苦？”他说着，眼泪吧嗒嗒地淌下来。

    那是2008年的冬天，雨雪冰冻灾害袭击南方多省，成千上万的返乡者被困在路上，汪正年只是其中普通的一个。

    眼下，鲁朝军一家回来了，可汪正年还在犹豫自己要不要走出去。江西的工友打来电话，劝他过去打工，至少比守着菜地的收入高。他也明白，亲戚们已经被来回借过几圈了，钱一没，树琳挨不住往后的日子。

    正月十五当天，在县医院的检查结果让这对焦虑的父母暂时定了定心。小树琳的身体状况不错，这天不需要输血。汪正年钱包里的400元，可以让这个家庭再撑过好一阵子。他想去县城的菜市场买点菜，让父母和孩子在元宵节好好吃顿饭。可是，菜市场的档口已经关了。

    那天下午，有人问他，“如果未来一分钱都没有了，你怎么办？”

    这位年轻的父亲回头望了望背上的孩子，“我在一天，就有她一天。我们得活下去。”

    一切正如他在微博的个人介绍里写下的那样：“我叫汪正年，家住贵州石阡。我刚出生的女儿得了重度地中海贫血，无论如何，我要留住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