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代价

    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从小不能生活在父母身边，被托付给爷爷奶奶、亲戚甚至邻里照料；他们想念父母，渴望家的温暖，但相聚的频次只能以年计算；除了汇款单和电话，他们不知如何感受父母的爱，对家的描述都来自想象和回忆。有调查说，他们普遍感觉孤独，有一些孩子营养健康状况令人担忧，心理问题的检出率明显高于与父母一起生活的孩子。

    5800万留守儿童是5800万张图画，记录着一个时代的巨变。最新数据显示，2011年末，中国有城镇人口69079万人，首次超过农村。这意味着，一个延续数千年的传统农业文明社会跑步进入了工业文明社会，几亿传统农民在30多年的时间里转变成为城市职工。这种巨变在世界工业化的历史上还不曾发生过。原有的平衡被打破，新的结构萌芽，这个过程给个体和集体都带来了欣喜与痛苦，烙刻在一代人的生命中。

    巨变必然产生摩擦和震撼，中国的快速城市化加剧了不平衡：在城乡和区域发展差距巨大的基础上，大量农村劳动力的涌入，使中国城市得到了跃升式发展，但城市并不向他们分享福利和公共服务。

    这样做，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们曾经无度、无序、粗放地对待自然资源，在工业发展中走上一条“以环境换发展”的错路，没多久就开始付出难以弥补的代价。如果这算是“第一种代价”，那么“第二种代价”的到来将如出一辙：我们如果继续无序、无度、粗放地对待现有的劳动力资源，“掠夺式”开发劳动力的潜能，甩开他们和他们后代的相应责任，未来要付出的代价将更为沉重。

    留守儿童的问题，是第二种代价发出的第一个预警信号。

    孩子们在一天天长大，他们的现状不断提醒人们对劳动力资源的可持续性开发，谋求当下与未来的共生——老龄化社会不期而至，农民工子女中的大多数人将接过父辈的接力棒，成为未来中国建设、中国制造、中国服务业的主力。如果他们的童年是孤独的、身体是孱弱的、素质是不平衡的，未来社会发展靠什么力量持续？

    留守儿童发出预警信号

    湖北省妇联最近的调查报告统计显示，该省留守儿童约占全省1460万未成年人的9.49%，其中七成以上是15岁以下的孩子。在调查中，大多数留守儿童表现得不自信，60.2%的孩子觉得自己很一般，56.8%留守儿童在与人交往时表现为“不爱交往”和“从不交往”。另一份来自安徽的调查则指出，被调查的留守儿童中80%有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有的是自闭型，表现为性格内向孤僻、不善与人交流，有的是逆反型，表现为暴躁冲动、情绪不稳定、自律能力差、具有较强的逆反心理等。

    关于留守儿童心理的这些结论和此前的许多调查基本一致。此外，他们的生活中还有别的困难。

    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近期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农村留守儿童的意外伤害发生率高出非留守儿童13个百分点。因为他们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孩子常常交由亲戚代为照看，而这部分亲戚可能因繁重的农活，或因年龄较大、文化和医疗知识匮乏，没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去看护和教育孩子，导致农村留守儿童意外伤害发生率持续偏高。

    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留守儿童还面临着照顾不周、吃不好饭的窘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调研显示，农村5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为13.7%，维生素A缺乏率是城市儿童的4倍。这样的营养状况，让他们普遍体重偏轻，个头不高。

    近年来，农村学校开始布局调整。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袁桂林介绍，从2000年至2009年，我国农村（包括县镇）普通小学数从521468所缩减到263821所，县镇以下的村小和教学点是主要的撤并对象。教育部门想由此提高教育的投资效益和学校的教育质量，促进区域教育均衡发展。但这导致一些地区的孩子要为上学走十几里甚至二三十里。由于校车系统没有建立起来，各地寄宿制学校建设情况也存在差异，许多农村学生只能依靠搭乘农用车、摩托车和黑三轮上下学，事故频发。

    世界银行在2000年时曾出书总结各项对儿童的国际研究。多种证据表明，出身贫困、生活环境不卫生、缺少精神激励或教育，并在幼年时期营养不良的儿童，其身心发育迟缓的可能性远大于较富有家庭的儿童；儿童时期的心理困扰与未来的心理健康问题有关；在不健全家庭中成长且缺乏外界支持的儿童，有行为和心理健康问题，其中男童长大后反社会行为比例较高。

    上述研究的结论是，如果儿童起点不佳，日后有反社会行为的风险就会上升，违法犯罪和暴力行为的可能性也更大。而一个高度混乱的社会，经济发展必然遇到种种阻碍。只有团结、稳定且相对公平和平等的社会，才最能适应迅猛的经济发展。

    这些研究成果自上世纪90年代被提出以来，已然成为定论。但中国在时代巨变的进程中，城市的账本很明确：人口红利给城市带来的实惠最大，不过要让农民成为城市居民，城市就得掏钱承担种种福利。在收入的诱惑和掏钱的窘迫面前，城市选择了对农村人口资源功利式的开发，却几乎没有回馈。

    这条道路将通向何处？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相应代价的轮廓：城市因为流动人口的加入，短时间内飞跃式发展，却把两亿多流动人口大军和他们的子女挡在门外，其中很多人因此远离家庭的温暖。这些孩子的人生不可逆转地向前，他们给社会带来什么代价还未可知。

    留守儿童为什么进退两难

    国家和社会对此有许多努力和尝试。两亿多流动人口大军带着他们的孩子，经历了这些政策实验。

    袁桂林介绍说，2004年起教育部门曾推行寄宿制学校，为此至少花费了100亿元，“当时建寄宿制学校，就着眼于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想让它成为留守儿童的欢乐家园”。

    但是，在他看来，一些寄宿学校很难成为孩子的乐园——食堂就是个大问题，由于学校编制有限，管理员、食堂工作人员和生活教师都跟不上，最后几乎变成了“盖大楼工程”。袁桂林去调研的时候看见，有的寄宿制学校放学以后也不知道怎么管，干脆“防范性管理”，把大门锁起来，不让孩子进出。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也不鼓励低龄学生进入寄宿制学校。他认为，亲情是孩子最好的情感支持系统，“是心灵一生的牛奶”。如果孩子在12岁之前，特别是6岁之前不能跟父母建立起一种亲密的情感，一生都会缺乏安全感和幸福感。“特别应该指出，孩子在3岁之前是不能离开母亲的，我们的农村青年在离家打工的时候，这方面的教育是不够的，从经济和政策上也没有获得支持。”孙云晓说。

    带着孩子进城去，何尝不是农民们的梦想。安徽的陈金枝在北京干保洁已有17年，她和从事家装的丈夫在北京市六环边上的一个村里租房，一双儿女留在老家由父母照管。他们说，出来打工是为了挣钱，挣钱是为了给孩子上学。但如果带着孩子来，能有地方上学吗？

    国家也曾有过激励性的政策。2010年，教育部曾发文鼓励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和参加升学考试。政策规定，对流动人口子女的接收“以流入地管理为主”，“以流入地公立学校接收为主”。

    但这条政策执行起来并不那么容易。

    外来务工者若想让孩子在北京上学，需要提供包括在京暂住证、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在京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簿在内的5份证明文件。这一点就让很多人望而却步。

    袁桂林说，国家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由于对什么是“为主”没作硬性规定，不少学校就设置一些“软障碍”。“学校招收流动人口子女作为生源可以得到财政划拨的教育经费，但学校的隐性收费如赞助费、春游收费、卖校服等种种现象仍然存在。因此，对家长来说，上学虽说是免费，可也负担不起。”

    公办学校大门难开，有人租房办起了学校，接受农民工子女。民办学校没什么门槛，尽管条件差，却总算为进城的孩子提供了一个可去的地方。可是2011年，一些大城市城乡接合部的打工子弟学校先后接到了政府下发的停办通知。这个决策初衷是“改善流动人口受教育环境”。因为这些学校“集中在城乡接合部，大多数办学条件简陋，校舍、卫生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关闭的初衷不无道理。在公益组织主办的一次项目中，人们看见，“公立学校的孩子明显健康活泼，会玩玩具，乐于交流。民办学校的孩子大多站在那里，不会玩，也不怎么说话，表现木讷”。

    如果是为了改善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环境，民办学校理应与公办学校对接。但2011年那次关停之后，孩子们的分流和安置工作并没有跟上，一些公办学校以“教育资源难以承载”为由，不再接受流动儿童。很多孩子无学可上。

    而且，进入城市并不意味着希望。一个在北京打工17年的安徽籍保洁员不愿让孩子来北京读书，一个特别的理由是：“安徽籍的孩子总要回省高考，北京的课程比安徽简单多了，在这儿学习，孩子回去能跟上吗？”

    问题在这里又回到了原点。袁桂林说，“要解决高考的指挥棒问题，最终避不开户籍制度，而这不是教育部门能解决的。” 

    亲情如何传递

    有人说留守儿童是“城市化的孤儿”。但是城市并没有忘记他们，总还是有人愿意尽力尝试。

    有人用钱物和新颖的办法，表达对农民工子女们实实在在的关爱。一些项目和活动征集了新衣服、新文具、新书籍、新玩具和充满爱意的手工艺品，通过爱心拍卖筹钱捐赠，同时还征集“爱心妈妈”、“代理家长”，或者让农民工免费与孩子打“亲情电话”，表达社会的拳拳爱心。

    2010年5月，团中央启动了“共青团关爱农民工子女志愿服务行动”，并通过完善结对机制、招募项目专员、推行七彩课堂、建立七彩小屋“四位一体”的工作思路，为农民工子女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

    团中央志愿者工作部副部长廖恳说，这些服务受到了孩子们的欢迎。比如去年试点推行的数百个“七彩小屋”，每个投入约两万元，主要为孩子们配备电脑、电视、书籍及其他文体用品，可以让农民工子女在此与在外打工的父母视频通话，在青年志愿者的辅导下做功课、学弹电子琴，还可与心理辅导志愿者谈心、做游戏。

    专家们还不断地贡献知识的力量。

    孙云晓曾在北京的几所农民工家长学校开讲座，好几次他去了才发现，上千名家长不知从哪儿赶来，瞪大眼睛，张着嘴，饥渴地学习如何和孩子培养亲情关系，如何让孩子心理和人格更为健康、阳光。

    一个农民工妈妈带着儿子来找孙云晓，“他老想玩儿。”孙云晓摸摸男孩的脑袋，感到手上黏糊糊的，一问才知道，孩子很长时间没洗澡了，平时也没有课外书看。爸爸妈妈固执地认为，孩子要有出息就要多读课本和参考书。

    “在孩子成长的生活和兴趣上，农民工家长特别需要补课。”孙云晓说。

    在孙云晓看来，留守的孩子和农民工家长的交流非常重要，其实大部分农民工外出的所有动力就是为了孩子，但一打电话，张嘴就问两件事：学习怎么样，身体怎么样，“这是一种对话缺失，留守儿童纵有万般的烦恼，一般都不太会表达，甚至说不出来”。彼此的话越来越少，渐渐地，有的孩子不愿接电话，电话越来越少，孩子真的成了断线的风筝。

    “再忙碌的父母都可以成为好父母，再遥远的距离也能传递亲情。”孙云晓提出，现在很多关爱农民工子女的活动尽量提供亲情的替代品，但任何一种温暖都不能替代亲情。就算是相隔千里，只要父母们学会传达爱，孩子也能感受到。

    打动人心的1厘米

    希望在孩子们身上。

    留守儿童是中国时代巨变的产物，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曾经历过。但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进行的“贫困地区寄宿制学校学生营养改善”项目试验，给国家政策决断提供了借鉴，也为解决第二种代价提供了希望。

    原来，在广西4所寄宿制小学，政府投资的教学楼和宿舍楼都是崭新的，但孩子们一天只能吃到两顿饭，每顿都是大米饭加盐水黄豆，天天如此，年年如此。11岁年龄段的学生中，男生摄入能量仅为推荐量的四分之三，女生仅为三分之二，维生素A的摄入量仅为推荐量的4%～6%，维生素C的摄入量为零。孩子们常常感到饥饿，也不活泼。

    国家有没有财力和执行力施行儿童营养项目？基金会进行了一次尝试。2007年，在测试孩子的健康状况之后，基金会给一些学校的学生每人每天补助5元或3元，让他们吃上“有菜、有肉、有鸡蛋”的营养餐。孩子们对“一星期能吃三次猪血”的日子记忆犹新，“我们都很开心，身体也比以前好”。

    每个孩子3到5元的投入，换回了惊人的效果。

    15个月后，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组负责的测试结果表明：在一些学校，吃了营养餐的学生，能量摄入量达到国家推荐标准的98.5%。他们平均身高长了4.5厘米，比对照学校的学生多长高0.9厘米。另一些学校，孩子们比对照学校的学生普遍长高了0.5到1.3厘米。改善营养5个月的孩子，平均比别的孩子多增重0.39公斤。项目组的人看见，“所有的孩子都把饭菜吃得干干净净，精神面貌也变了”。 

    这1厘米，打动了人们的心，也让人们看见了希望。

    留守儿童问题写入顶层设计

    “在贫困地区，对学龄儿童的营养干预具有很高的边际收益，人均500～1000元的有限投入就可以产生显著的改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说，温家宝总理在基金会呈送的项目研究报告上批示：“要增加政府对寄宿制学校贫困学生的补助力度，改善学生的营养状况。这件事关系国家的未来，也是扶贫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议由教育部会同财政部调查研究，制定方案，也可在部分贫困省区先实行。”

    此后，“改善农村学生营养”写入了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把改善农村学生营养状况，作为发展农村教育、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一条重要举措。

    2010年10月26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自2011年秋季学期开始，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央财政每年投入160多亿元，按照每位学生每天3元的标准在试点地区提供营养膳食补助。

    “对国家而言，在儿童出生后最初几年的投资具有乘数效应。”卢迈深刻地意识到，儿童早期发展是有时间窗口的，这一时期的投入将让个人和国家收获惊喜。只要政府和社会充分重视、制度设计合理，完全有可能通过创新的政策手段，为留守儿童问题找到出口。

    除了创新的制度设计，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资金和勇气。

    在卢迈看来，为了国家的未来，城市化的问题必须走上正轨，这是根本性解决方案。尽管两亿人融入城市不可能一蹴而就，可一旦意识到了潜在的沉痛代价，下定决心敞开城市大门，就可以实现这个目标。“比如全国每年可以解决2000万人城市化，连续进行十年，渐进式地解决这个问题。在经费上，哪怕财政不能完全负担，只要愿意拿出钱，以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的方式，都可以探索。” 

    没有一个社会学家能够忽视如此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对未来中国社会的影响。我们发现，目前，绝大部分留守儿童还不是问题儿童。对社会来讲，仍然处于解决这一问题的窗口期，我们的国家理应抓住这次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