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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选秀节目“快乐女声”有本地籍的选手，市政府发短信号召市民投票；一个地区评选感动某地十大人物，全地区各单位都分到了投票指标；记者在网络检索时发现，甚至连土特产评选，如评选几大“名猪”、“名牛”、“名羊”之类的，某些地方政府也会发文，“请全县各有关单位和部门动员广大干部职工、家属及亲友积极参与投票”。
本为征求民意或比拼人气而设置的评选项目，却往往因为一些刻意的因素而变味、变质，这一方面值得审视活动本身在设置上的缺陷，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公众对政府行为边界的讨论。
2011年8月23日，云南省保山市的一些市民收到了该市政府办公室发的一条短信，号召市民为选秀节目“快乐女声”的保山籍选手段林希发短信投票。此前，保山市有部门也发布了《关于组织参与短信投票活动的通知》。
此事件被媒体报道后引发了热议，有评论认为“公权捧快女是滥用公权”，但也有声音认为“号召投票何罪之有”，反而认为段林希及“快乐女声”的平台是保山市对外宣传的最佳窗口。
如果说号召投票尚有争议的话，那么，组织投票则明显不符合征求民意的本来用意。记者在多个地方政府或有关单位的网站上，看到有各种各样的组织投票文件，这些文件往往有指标要求。
如2011年12月，重庆市某区教育系统发出通知，要求为该区进入“2011中国幸福家庭倡导活动·恩爱家庭”前列的某家庭投票，通知要求，“按照上级要求，各教管中心、学校投票数至少为全体学生和教职工总数的50%。”“希望各单位组织好师生，发动所有力量，认真分解任务，积极参与投票，务必确保评选成功。”
记者发现，无论是号召投票或组织投票，发出方往往会冠上一个“宏大而堂皇”的理由，如江西省永修县号召为教育局长熊茂东参评中国教育改革创新管理奖的红头文件就写道，组织投票是“为大力弘扬锐意改革、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向全国人民展示永修教育矢志改革、勇于创新的崭新风貌，为即将召开的县十三次党代会献礼”。
保山市有关部门在回应号召为段林希投票的举动时也称：“保山青年段林希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全国决赛，很不容易，我们发文的目的只是号召大家多给她点支持。”
理由有很多种，如评选好人好事，理由一般是“广泛发动广大干部群众学习宣传身边好人事迹”；如果是级别较高的评选，就会强调“此次投票是为本地区争光添彩的重要活动”；如果是民俗土特产之类的评选，就表示要“弘扬地区文化，树立品牌”等。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评选本身就有漏洞。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强一直从事互联网非法产业研究，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现在大大小小的网络评选很容易陷入网络刷票的质疑声中。对于网络投票而言，要操纵结果很简单，如果技术设置门槛不高，操作者可以编一段程序，不断模拟电脑用户访问投票网站，形成投票。技术门槛较高，也难不倒网络投票公司，他们可以通过巨大的网络“水军”队伍实现票数瞬间增长，“所以，现在要在网络投票中体现奖项设置的公平性基本上不可能实现，几乎都会出现失真的状况”。
因此，发动投票的行为已经被视为“落后”的表现，甚至被网友讥讽为“不懂高科技”。但记者发现，有些部门举办活动，为了给活动造势和增加人气，也会选择组织网络投票这种形式，如某地在评选精神文明建设“十大新闻”及“十大新闻人物”时，就要求“各乡镇要积极组织投票，投票不少于500人次”。
有些评选还沦为了级别、资源之争，头衔带“长”的往往能通过手中的权力发动组织投票，不带“长”则很少能发动，除非地方领导出于能为本地区提高知名度等考虑主动提出要组织投票。
毫无疑问，各项评选过程中，投票环节经常会有注水之忧，从而使得评选活动变味、变质。这也使得主办方头疼，如果默认刷票的结果，会被质疑奖项的公平公正性，如果要查，又很难查出个所以然来，从而陷入两难境地。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传播学系副教授肖珺表示，她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出现这种所谓的红头文件发起的活动。她认为，这些地方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用公共的行政权力来要求别人投票，肯定是不合理的。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金兼斌也认为，政府干预网络投票是短视的，政府不能滥用公权力和公信力去干预网络。他说，网络上的民意投票其实很脆弱，技术上的漏洞容易被利用，“当评选受到其他力量的干预，特别是在某种行政指令性的导向下，是会歪曲网络民意的。事后当人们发现投票结果跟真正的民意相差甚远，损害的是政府的公信力。”
金兼斌认为，评选的发起者和组织方在设置相关环节时，应对可能受到的各种干预力量有所估计，再采取对应措施。但“严格意义上来说，这种网上投票，特别是没有抽样的投票，天然就容易受到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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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叶铁桥 实习生 朱柳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