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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本报讲述了一位普通老人的故事。他叫刘振邦，乡亲们都管他叫老邦。
71岁的老邦，在安徽阜南县赵集镇和王店孜乡交界处的河沿上义务摆渡49年，从未向过河者收过一分钱。20多天前，老邦去世了，十里八村的400多名村民赶来为他送行。
渡船是老邦砍了树，请木匠打造的。如今，老邦走了，渡船载不动老人的故事。乡亲们抹着泪说：孕妇难产找上门，他二话不说爬起来，就在漫天大雪里撑起了船；酒醉的小伙子落水了，他跳水捞上来，背着人家走了好几里地，直到送到家；学生娃晚上放学过了河不敢走乱坟岗，他打着手电，送他们回家。
谁也没把老邦与雷锋相提并论，可当我们被这样一位乡野老人，被央视“感动中国”栏目中许许多多像老邦一样的“好人”打动时，我们会真切地感到，雷锋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
当我们不再像过去那样，用“雷锋”这个道德符号，作为衡量一个人的是非标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雷锋，或者，雷锋已然缺失。
尽管，在大多数80后、90后眼里，那个曾经活生生的雷锋已经相当模糊而陌生了。提起雷锋，在他们脑海中，可能只是品德教育课上偶尔被提及的一个名字，画册上永远年轻的灿烂笑容。很少有人去想雷锋和现实生活的关联，也很难理解这样一个影响过几代人的榜样，究竟意味着什么？到底代表着怎样的一种精神传承？
这种疏离感可以理解。时代的急速变迁，必定会让80后和50后产生代沟，也必定会让雷锋身上的那些历史烙印，与现实生活产生隔膜。如果我们抹去附着于雷锋身上的时代印迹，便会发现，那个身高只有1.54米的小个子男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几代人的榜样，是因为他所代表的，是一种被大多数人所认可与接受的价值，一种不乏理想色彩的道德认同。它体现着文化传统对奉献精神和崇高理想的追求，远不是一句“过时”或者“迂腐”就能打碎砸烂的；雷锋精神所涵盖的那些内在东西，并不会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环境的改变而失去现实意义。
年轻人之所以与雷锋产生距离，是因为过去极左的教育，错把雷锋当作圣洁的道德偶像，高高供着，须仰望才见。以至于一段时间以来，人们提起雷锋，立刻会联想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公而无私、舍身忘我等形象。因为过于脱离现实，年轻人也就觉得与自己不相干了。
毋庸置疑，这30年来超速发展的中国，也遇到前所未有的道德困境：当下的人们，每每会对今天产生焦虑，会对未来感到迷惘。在一个食品安全事件频发、道德溃败案件时有上演的社会中，人们是多么渴望能够找到某种精神支柱，给希望以支撑，给堕落以救赎。然而，当我们一旦以曾经的那些榜样的行为要求我们自己时，相当数量的人又因其过于崇高而躲避。
这就形成了某种分裂状态：一方面，我们习惯站在道德高地上，舞动理想主义的大棒，以圣贤标准苛求他人；另一方面，我们又会以种种理由和借口原谅自己，只律人不律己。当面对老人摔倒无人相扶、孩子被碾于车轮下无人相救时，我们会表现得义愤填膺，却不去躬身自省、扪心自问：如果我在场，会不会挺身而出？
事实上，雷锋并非那么不近人情，那么高高在上。不以善小而不为，恰恰是雷锋精神的基石。这位班长最亲密的战友乔安山就说，雷锋不是大人物，没有做过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他的可贵之处是心怀感恩，有大爱，把爱给大家，爱所有的人。
这种“爱”是每个人都曾耳闻目睹、亲身感知到的。如果以这种眼光看雷锋，我们便会发现，我们身边其实并不缺少“雷锋”。譬如那些见诸报端的“好人”——免费为上海敬老院600多位老人拍照的唐盛南；在小巷突发大火时，挨家拍门救下邻居的小姑娘夏鹃；在天安门广场义务捡垃圾的老太太刘玉珍；建起盲人电影院，给盲人“讲”电影的王伟力。还有那些每时每刻都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更加平凡的感动——当你拎着东西走向电梯，有人为你打开门；当你穿行马路，有人停下车让你先行；当你遗失了手机，有人为你找回来。我们都不标榜崇高，只怀揣一颗善良的心去做寻常事，关照他人，播撒爱意。当这些“小爱”慢慢扩散开来，传递下去，就汇聚成了雷锋精神。
任何一种精神，只有与现实对接，才有持久的生命力；再高远的道德诉求，也都需最基础的底线做支撑。雷锋不是圣坛上的道德偶像，不需要仰望；学习雷锋，更不是强制性的道德苦差，而是希望它能内化为我们每个人的行为自觉。我们不能立刻消除环境污染，却可以少开一天车，为减少尾气作点儿贡献；我们也无法一下改变贫困孩子的命运，却可以做些微公益，为他们捐赠一顿午餐；我们做不到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却可以不越底线，举手之劳，予人方便。
乔安山理解的雷锋是“一直做好事，平凡的小事做多了，也就成了大事”。事实上，也很少有人会在一开始就想到“要做一辈子好事”，他们只是执著于一件事，从中感受到了快乐，才日复一日地坚持下来的。正如不收一分钱，义务为他人摆渡了49年的老邦。
很多善行的开始，仅在一念之间。最初点燃的只是微弱的一束烛光，当无数细小的光亮汇聚在一起，黑暗就不见了。
我们所要追寻的雷锋精神，其实就是力所能及地助人、点滴之间的奉献、持之以恒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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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冯雪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