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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20日接待南京访日代表团时，竟称“南京大屠杀是不存在的”。他说其父曾作为一名日本兵驻扎南京8年，“深受南京人民尊敬”，倘真有南京大屠杀，“南京人不会对日本军人这么亲善”。河村表示“不会收回自己的言论，也不打算道歉”，还要以他的“社会责任和政治使命”，来“纠正（南京大屠杀）这一错误的历史认识”。
历史事实表明，当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日军战俘确实受到了中国人普遍的宽厚待遇，但“不报复就是没作恶”的河村式逻辑不能不说是极其荒谬的。大约在他看来，惟有虐待、杀戮、报复才是中国人对待作恶多端的日军应采取的“正确态度”。然而，中国人竟对昔日仇敌施以同情和帮助，显然这远远超出河村之辈的想象，因此他才有“南京无屠杀”的荒谬推理。
事实上，就在日本投降的1945年8月15日，当时的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就公开广播，号召广大同胞须“特别注意”，要以“不念旧恶”和“与人为善”的“民族传统中至高至贵的德性”，“不要企图报复”，“更不要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当时，中国人完全有报复的条件，也完全有某种程度上多少可以被理解的报复之心，更有报复的理由，这恐怕正是河村之辈所认同的，但中国人以德报怨，这显然超出了河村之辈的理解力。
历史的细节更能凸显中国人的仁厚。据战败前担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回忆，在日军投降后的南京，一个小女孩看到日本兵在清扫某电影院前的场地，立即向看完电影正要离去的观众称，“尽管我们战胜日本，但是看到日本兵这样从事杂役，还是觉得怪可怜的！”于是当场募捐，并将募款买了香烟及其他物品赠与日本兵。（冈村宁次：《徒手官兵》，何应钦：《八年抗战与台湾光复》，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第174~175页）南京小女孩对日本兵的同情，正是当年中国人对投降后的日本人的普遍心理的一个折射：不是河村想当然的凌辱，而是同情；不是河村想当然的报复，而是施恩。
“作恶必得报复”，这是河村的逻辑，它并没有错，事实上出于对日军所犯下暴行的仇恨，战后对日本人施以报复也不是不被理解的，这施诸中国人却错了，当年的日军也担心会受到中国人的报复，但事实证明，这种担心完全多余。
日本彻底战败，在得知中国军队将赴越南接受北纬十六度以北日军投降的消息后，他们一面“畏惧其在中国大肆屠杀，中国军队会寻仇报复”，另一方面把越北的飞机、大炮、部队及重要物资，先行转移到北纬十六度以南，企图以此博得英国受降方的“同情”和“开恩”，结果并未得逞。
当年入越受降的第一方面军参谋长马瑛说：“孰知，在越南接收的情况却与日本军国主义者想象相反。第一方面军入越后，一本陆军总部的电令，悉依规定手续办理，并无报复残杀事情发生。而在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南地区，英国首先装备由日军集中营释放出的法军，准其协同接收。法军因1945年3月被日军缴械驱出越南，怀恨在心，滥杀和虐待日俘。因此在中国接收范围内的日军莫不感到侥幸，而在北纬十六度以南的日军则悔恨不可名状。”（马瑛：《第一方面军入越接受日军投降纪实》，王楚英、陈远湘等：《受降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195页）战败日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其结果是弄巧成拙、自取其侮。
在战后日俘日侨的遣返中，中国也同样格外宽厚。无论日俘或侨民，除准许携带被盖之外，还可携带三十公斤行李，“军人”每人可带500元现款，侨民可带1000元现款。“这和从其他国家遣返的人相比，可以说，实在是宽大的处置。”1951年1月16日，冈村宁次在何应钦访日的欢迎会上这样说，“往常想到在旅外五百万军民中，占着二百万在中国的日本同胞，所以能于短短的一年间，差不多平安的，甚至允准携带私人物品及铺盖返国，是多亏了谁？再想到南洋各区的遣返状况，及现在依然被羁留在西伯利亚……的数十万同胞。我们日本国民，从当时的中国领袖——尤其是何将军，获得极深刻的印象。”（冈村宁次：《何应钦将军感谢会致词》，何应钦：《八年抗战与台湾光复》，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第176~177页）中国人对待投降后的日本军队和侨民的宽厚和善意，岂是虚言？
那依照河村的逻辑，中国人的善意是否意味着日本从未发动过侵略战争呢？抱有“河村逻辑”的日本人并不少，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也不在少数。1986年5月27日，日本文部省通过高中历史教科书《新编日本史》的审查，该教科书故意掩饰日本军国主义的丑恶罪行，枉称南京大屠杀“仍在调查当中”，其包藏祸心昭然若揭。（《日本政府窜改史实，掩饰“南京大屠杀”罪行》，《中华杂志》第276期1986年7月，第25页）
可同时也要看到，并非每个日本人都同河村一般忘恩负义、信口雌黄，也有不少日本人对中国人当年的仁厚和善待铭记在心、感念不已，“河村逻辑”注定是没有市场和出路的。
“不报复”正体现了中国人的善良和仁厚，这是日本人最值得庆幸和感念的地方，今年正值中日建交四十周年，河村之辈竟将“不报复”视为“没作恶”的证据，岂不荒唐可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