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官员中的“异类”

    2月24日上午08:27分，随着一条微博的发布，一位官员的名字，瞬间吸引了网友“围观”。

    这条微博的内容，是一份“另类”的《公开承诺书》：

    “我的职务是市纪委书记，为了便于全市人民实行监督，我公开承诺如下：公开手机号码（13907445155），承诺工作时间保证开机，认真处理每一个来电、来信；公开办公地点（市委1号办公楼3022房间），承诺凡预约来访人员保证按时接待，认真听取其意见并认真处理；公开电子邮箱（手机号码@139.com），承诺对每一封电子邮件认真阅读，及时处理；公开认证微博（腾讯实名微博），承诺在该微博上积极同网友交流，并认真处理职权范围内的相关信息……”

    承诺书被晒出后，当天中午，网友的评论和转发就达到3000多条，“官员公开承诺书”迅速成为当日腾讯微博的热门话题，有98万多网友评议。而这一承诺的作出者，就是湖南省张家界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汪业元。

    由于在自己的微博“裸”得如此彻底，有人赞他“迈出了官员公开的第一步”，有人质疑他“沽名钓誉，为了上位不惜作秀”。

    2月26日下午，汪业元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采访。针对质疑，他表示：“我不是官员中的‘异类’。保证老百姓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也不是官员的‘另类’之举。”

    “公开承诺是我的岗位决定的”

    中国青年报：是什么原因促使您作出这样“彻底”的公开承诺？

    汪业元：其实，这不是我个人的突发奇想，而是张家界市委常委23日举行的“喜迎十八大，再创新佳绩”创先争优公开承诺大会的一部分。会上，10位市委常委都就向社会公开“亮身份、亮承诺、亮形象”作了公开承诺，而我的“另类”，是把自己的承诺书贴到了微博上。

    贴出之后，不少网友评论说我公开得“很彻底”，其实，这是我的岗位决定的。我的工作是纪委书记，我理解纪委书记的主要职责是搞好监督，同时自己也要接受监督。

    不少网友说我有“勇气”，我的理解是，我的收获更多。贴出了承诺书，一方面我就必须接受全社会——尤其是网友的监督，另一方面，也拓展了我工作的渠道和平台，能让更多的老百姓参与到对全市党员、公务员的监督当中，落实了老百姓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也相当于延长了我的手臂，让我变成了“千里眼”、“顺风耳”。

    中国青年报：您为什么选择微博平台公开自己的承诺书呢？是否预料到了它的传播效应？

    汪业元：的确，我认为微博是个很好的公开渠道。虽然承诺大会上，市委每个人的承诺都已经通过市里的公众信息网、电视台和报纸进行了直播、公示，但当时大会现场只能容纳300多听众，张家界的新闻媒体也不是很发达，以报纸的发行量和电视台收视率，能了解这个承诺的市民还是非常有限的。

    为了让老百姓真正地知道公开承诺的内容，还需要拓展公开的渠道，我觉得通过认证微博就是其中之一。在微博上，可能有几千万、上亿的网友监督我。我觉得，只有通过各种手段、方方面面地公开，才是真公开。

    我的承诺书第四条里也说了，“承诺在微博上积极同网友交流”。微博是其直接关联的一部分，如果不让微博上的人知道，承诺就是假的。

    中国青年报：此前有媒体报道，您公布的手机号码是您唯一的日常手机号，您如此“彻底”地公开联系方式，希望达到什么效果？

    汪业元：那个号码是我唯一的手机号码。公开后的第二天——就是25日，我接到的反馈最多。一天里，有电话500多个、短信快200条、邮件23封。

    彻底公开联系方式，是希望更多有需要的老百姓，至少知道怎么找我。我觉得当前群众之所以一有问题就习惯往省里、往首都跑，无非是因为他们当地的反映渠道不太畅通。尤其在县、乡、村等层级，老百姓一旦遇到干部违法乱纪、贪赃枉法之类的问题，往往求告无门，多数只有选择“一竿子捅到中央去”。

    我觉得市一级在国家“五级政府”架构中，其实可以是个承上启下的节点。它应该做到上通民意、下解民困，在给基层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为省一级、中央一级分忧。我希望达到的效果，就是保证市一级这条监督、举报渠道畅通。

    我的回复可能会改变他对社会对官员的看法

    中国青年报：虽然公开承诺有助于您的本职工作，但官员公开个人联系方式，现实中往往面临一个尴尬境地——无关的骚扰也会相伴而来。您这几日是否遇到了这一情况，您是怎么处理这种情况的？

    汪业元：的确，我承诺过工作时间保证开机，而这两天我是24小时开机的。也接到过一些“骚扰”电话，还有相当一部分来电是响一两声就挂断了，也许是网友出于好奇和监督，想验证一下这个号码是否真的存在吧。

    但是，我相信我的一个基本判断：绝大多数网友是善良的、理性的。我的手机号公开以后，绝大多数的来电、短信和邮件，都是求助和咨询。目前，我接到的所有微博私信、短信和邮件，我都一一回复了；外地的来电，我确实没法一一接听，也在这里向网友致歉。

    有时，我没法解决来电、来信所反映的问题，但我的回复，至少可以给他一种安慰和信心。如果你给他一个信心，可能会从此改变他对社会、对官员的看法。

    我还特别感谢网友的理解，这几天很多网友自动加入了一个行列：只要不是反映问题，不要出于好奇拨打电话，应该给真正有需要的人“让出电话线”，保证他们的渠道畅通。从今天下午开始，我的手机来电就少多了，午饭后只有两个电话进来。这就是网上社会善良、理性的一种表现。

    中国青年报：您如何看待官员公开与隐私之间的关系？

    汪业元：虽然公开了一些个人信息，但我与网友的要求还有不少差距。我认为官员也是有隐私权的，但在“度”上，与普通老百姓有很大区别——既然当了官，就要让渡一部分隐私，以便接受社会监督。

    贴出承诺书后，一些网友要求我公开个人财产和家属情况。我的回答是：党中央对此有制度规定，我会按照现有的规定进行。在2010年出台的最新《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中说：党员领导干部应该向组织报告亲属情况、配偶子女的从业情况、个人投资的一些情况和出入境有关情况。“对这些情况，组织可以采取适当的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公开”。网友的要求可能更进一步，对此，我的个人理解是：循序渐进，欲速不达。我们已经在路上，一步一步会实现的。

    中国青年报：有一些网友质疑您的承诺有“作秀”之嫌，很难长期坚持。也有网友建议您为了不影响正常工作，不妨聘请专人帮您处理各种来电、短信和邮件，您如何评价上面两种说法？

    汪业元：市委作出公开承诺的决定是2月16日，在我23日作承诺之前，我思考了很多。其间征求了家人、同事的意见，他们对我公开这些联系方式，都表示支持，目前我具备了兑现这些承诺的外部条件。

    此举会不会影响日常工作？肯定时间上有冲突。我在工作时间要负责接访、开会、处理公务，不能兼发短信、回电话和回邮件，因此处理老百姓的这部分短信、邮件和微博举报，只能在8小时之外——比如工作间隙、午休时间和下班后进行。

    有人建议我找一些专人处理这些反馈。我觉得这违背了我的初衷，是节外生枝。我作出决定的时候，就设定为让我自己来处理，亲身了解网友、市民的呼声，如果我为此又搞个班子，那又“隔”了一层，我还要监督这个班子，那承诺又是假的了。

    只要网友理性地向我个人表达需求，我愿意自己加大工作量。只要我的家人不反对、我的同事没意见，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做到底。

    “我不是官员中的异类”

    中国青年报：您是否认为自己在同事间是个“异类”？

    汪业元：我不是官员中的异类。

    张家界市委10位常委都面向全市人民，进行了公开承诺。全市老百姓通过看电视、报纸和上网都能了解到。而我们的公开程度不一，首先是岗位和职责不同决定的。常委中除我之外，来自宣传、组织、统战、军事等各个领域，岗位性质决定了我们的公开程度无法整齐划一，市委也没有强调“千篇一律”的公开。

    我这么做，不能说我有多大的勇气，同事们也从不把我看成一个刻意标新立异的“异类”。其实，仇和到了昆明，就要求昆明各级领导干部公布自己的工作。去年，长沙市各级领导干部公开自己的手机号码，要求对群众来电不许“躲猫猫”。省级城市已经搞了，我只是向他们看齐当中，选择了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

    我目前没有感到压力，没有想搞一个功利的东西，不希望社会舆论把我“捧杀”。

    中国青年报：公开个人信息是官员联系老百姓的最好方式吗？

    汪业元：实际上，联系老百姓有多种方式，公开个人信息就比较适合纪委工作。但每个官员也都有适合自己的联系老百姓的方式。

    就纪委工作而言，我很同意有些网友的留言：“你只上网，也不能了解社会的真实面貌。”我觉得这个意见很中肯，因为能上微博的人毕竟需要一定的物质和文化基础，而我们的社会上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比如留守儿童、山区老人，是无法上网的，他们不知道如何联系到我。同时意味着我只能接受一部分群众的监督，还有大量的“死角”没有渠道监督我，我还需要实地探访，去了解这部分社情民意。此外，不仅是我，乡、镇、村级的每位党员都应该发挥作用，让他们的利益得到关照和维护。

    说到微博，我个人在20日被腾讯微博实名认证以前，已经“潜水”很久了。我认为官员应该珍惜、合理利用这样一个沟通和对话的渠道。中国有数亿网民，微博上有一些负面的东西，需要更多的正面能量。我希望官员的加入，官员与网友心平气和、以心交心地沟通，能充当网上的减压阀和谣言粉碎机。   

    本报北京2月2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