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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影响外来务工青年融入城市的最大因素莫过于房子、票子、孩子三大问题。这实际上是全中国青年人面临的共同难题，不仅外来务工者会遇到，本地城市青年也同样会遇到，两者的区别只是在于，对外来务工者来说解决上述问题的难度会更大一些。
如果不是“真诚”地想为外来人口服务的话，那么输入地政府大可以找到很多看似十分合理的借口来拒绝提供服务——比如房子，房价高已成事实，政府总不可能贴钱给你买房吧；比如工资、待遇由企业盈利状况决定，政府总不能进行行政干预吧；再比如农民工子女就读，义务教育经费都是按照户籍发放的，孩子户口不在本地，总不能要求输入地政府拨付教育经费吧。
然而，在一些“真诚”地为外来人口服务的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面前——比如吴江、上海等城市及这些城市里的管理者和政策研究者，那些“难题”都有“破解”的办法。
在国务院新闻办最新公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方案中，对外来人口的服务能力被提升为地方政府绩效评价的一个重要部分。今后，那些经济较发达、人口较密集、开发强度较高、资源环境问题更突出的优化开发区域，其绩效评价方式将重点转向对经济结构、资源消耗、环境保护、科技创新以及对外来人口、公共服务等指标的评价。
房子：外地人才买房有“6万元政策”
在明志科技有限公司人事助理贺颖眼中，吴江针对青年人才“最给力”的政策莫过于“6万元政策”了。
她了解的情况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在吴江缴满一年社保，就能享受政府给予的购房资助6万元，同时，企业配套6万元，“凭房本领钱，但要签订保证继续工作5年的合同。”
比较官方的解释是，“6万元政策”其实是吴江市人才创新创业“55352”工程的一部分。细看这项人才工程的条款，记者找到了一些更加令人为之振奋的条款。
本科人才只有买房才能拿到政府、企业各6万元的资助，而研究生、博士生则能在尚未购房的情况下，直接享受政府给予的10万元至15万元不等的“安家补贴”，企业同样需要配套。
今年新出的政策是，凡是985、211高校的毕业生来吴江工作，政府给予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分别两万元、3万元和5万元的一次性就业资助；未来，吴江市机关、事业单位将拿出一定比例的岗位对已在企业工作的985、211高校毕业生进行定向招考。
说起成天陪伴着自己左右的“人才政策”，吴江市委组织部人才工作科科长沈志豪一改往日低调沉稳的作风，滔滔不绝起来，“有的政策自己听了都会流口水。”
比如符合相关人才引进政策的，可以享受5年社保个人实缴部分的全额补贴或部分补贴；在职进修拿到更高一级学位的，学费政府报销70%；免费为外来务工者提供一项技能培训；人才服务中心所有收费项目对外来人员全免。
吴江人才政策有一个特点，政府大把“撒钱”吸引人才的同时，也会把企业一块儿拉上。换句话说，6万元是吴江市政府向来此地务工的青年人才抛出的一块“砖”，为的是引导企业配套6万元的“玉”，后者又从这6万元中认识到人才在企业转型升级中的重要性，继而致力于建立一套完善的企业用人晋升机制。
票子：“抛砖”鼓励企业完善培训、晋升机制，间接帮助外来工“增值”
企业用人晋升机制的完善，促成越来越多像安徽籍叉车工李成那样“没有太大诱惑不想动了”的高技能人才留在吴江；为越来越多像河南姑娘乔丛丛那样的外来工铺就了一条从没有技术含量的普工岗位晋升到管理岗位的康庄大道。
政府不能强制企业加薪，却能引导企业培养人才，间接帮助外来务工者“增值”。
“以往跳槽去上海、苏州、杭州的人太多太多了，做一两年就走了。”吴江市人社局副局长朱虎金介绍，去年吴江市人才总数已超过13万人，其中大部分人靠“引进”，“虽然整体流动率仍然较大，但总数在增加，净增长2.6万人。”
朱虎金把人才总数的增加归功于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尤其是“企业配套”这一招功不可没。
这个招数吴江市政府人才工作部门上下讨论过很多次，朱虎金全程参与其中，“为什么一定要企业出一部分钱？那是培养引导企业的主体作用，人才是它的，企业要转型升级赚更多的利润，必须靠人才。”
不仅是购房补贴、安家补贴，吴江市政府还在极力引导企业建立一套完善的员工培养体系。这一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条还是“企业配套”。
在吴江市职业培训指导中心每年免费培训的8000名外来务工人员中，有三分之一培训额度是与企业合作完成的。省、市两级政府每年向该中心拨付的400万元培训费用中，有四成指定拨给外来务工者。
“企业提供场地、设备、组织人员，我们负责出老师。”吴江市职业培训中心副主任沈明伟介绍，“企业+中心”的模式使得财政可以花更少的钱培训更多的人，且针对性更强。这里每年能省下20万元，在报纸、电台、人才市场、公交车媒体上做培训广告。
这种模式给一些有能力的企业“提了个醒”，不少企业开始有了自办员工培训学校的想法，“提供技能培训的企业更容易留住人。”
据朱虎金介绍，吴江市吴江经济开发区是外来劳动力较为集中的地区，这里每年吸纳普工约10万人，却有可能会流出8万人之众的熟练工。一家企业、一座城市能否带给他“归属感”是决定他们去留的关键因素，“归属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事业发展、企业待遇、购房政策和市民待遇等。”
孩子：吴江尽量提供义务教育，上海全面实行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
几乎“没费什么劲儿”，安徽籍在沪务工人员王叶敏就把已经在老家念了4年小学的女儿“弄”进上海市奉贤区一间民办农民工子弟小学上学了。
在那所学校念书，她不需要支付一分钱学费和书本费，孩子每年读书的花销只是100多元的保险费。送孩子上学前，她专门到想象中似乎应该破旧不堪的学校去“打探”了一圈，结果出乎她的意料。
“学校很干净，教学楼有三四层，教室里有电视，还有图书室。”王叶敏夫妇在很多地方都打过工，这是夫妻俩第一次决定把孩子接到打工地来读书，“学校不错，而且不要钱。”
孩子上学“不要钱”、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办学条件优越的背后，是上海市2008年开始在解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上的巨大投入。“上海模式”的基本特征是：一方面，公办学校扩大容量，尽力接纳符合“两证”（半年以上纳税凭证、直系亲属凭证）规定的农民工子女入学；另一方面，政府扶持农民工子女学校，并提供持续的成本补偿。
成本补偿的标准令人“叹为观止”。以奉贤区为例，市、区两级教育局以每年每生2800元的标准给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予以补助，教师工资、学校日常开销均从中获取。按照这个标准，王叶敏女儿就读的、拥有600名学生、28名教师的小学每年能得到168万元补助。
“上海模式”的确立，给整个长三角地区带去了示范效应。紧邻上海的苏州市也在2009年跟进调整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政策。
“经费投入力度没有上海那么大，但是一种表态。”吴江市教育局普教科科长张学强介绍，与上海的“两证”相比，吴江给出的农民工子女就读公办学校、免交借读费、享受免费义务教育的条件是“五证”（原籍户口本、暂住证、租房合同及房产证、一年以上社保证明、出生证及预防接种证）；吴江市政府每年拨款200万元用于奖励办学水准较高的农民工子弟学校。
一个比较“人性化”的调整是，吴江把原本在“五证”中要求的“自有房产证明”改为了“租房证明及租住房屋的房产证”，“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员都不可能自有房产，人为设置这样的门槛不合适。”
本报记者 王烨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