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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长期关注与推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人大代表，郑功成对新一轮改革充满期待。他说，与以往30年通过鼓励部分人先富起来获得经济高速增长相比，中国现阶段应当形成这样的新共识：用社会共享来替代鼓励先富，充当国家持续发展和经济转型、社会变革的新引擎。
郑功成认为，我国的改革事业确实进入了深水区，不进则退。一方面，以往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我国所取得的成就世所公认，但走的却是一条高消耗、高污染、低劳工成本的不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在计划体制改革任务还未全面完成的条件下，以往渐进改革中的失衡、失误和缺漏等进一步加深了体制与机制困局，形成一种新的路径依赖。另一方面，去年GDP已达47万多亿元，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我国在将共同贫穷的落后农业国送进历史后，已快速成长为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并面临着能否顺利向高收入的现代化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
郑功成直言，“财富蛋糕虽然越做越大，现实问题与社会矛盾也日益尖锐，民生诉求持续升级，收入差距、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和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差距都过大，利益失衡的格局已经成为一切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的深刻根源，并成为困扰持续发展的最大阻滞因素。”
郑功成说，所谓既得利益者，是指通过现行制度与政策、灰色手段乃至非法手段获取较大利益甚至是以损害他人或后代正常权利为条件的获利者，进而形成权贵资本、官商勾结等现象。“因此，改革面临的形势更加错综复杂。”
郑功成认为，与20年前，邓小平南巡期望达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共识不同，当前的改革肩负着双重任务。他解释说，第一个任务是要破除计划体制下遗留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和阻力，促使市场经济体制真正走向成熟。另一个任务则是要对30多年改革中那些不成熟、非理性的改革，以及不可避免出现的偏差，进行再改革。
郑功成说，目前被民众所诟病的政策性垄断、行政体制的相互掣肘、传统的城乡分割分治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对市场机制与社会机制的排斥等等，都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化解。
如果说30多年改革还有不足的话，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利益格局的失衡。这种失衡表现出来就是当前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在某种程度上的尖锐化。改革的不成熟和出现的偏差包括，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利益分配格局的失衡、劳资关系的失衡、财税体制的失衡、城乡及地区发展的失衡等等，在郑功成看来，这些都必须通过再改革才能合理矫正。
郑功成坦陈，不强力推进改革，现有失衡的利益格局同样不可能自动打破。“因为既得利益阶层不可能自动放弃既得利益，而广大群众则会因这种失衡而更加不满。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
在采访中，郑功成屡屡强调，在改革初期，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已经形成共识，但当国家财富蛋糕做大，就应该转变鼓励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取向，代之以社会共享与共同富裕，这才是国家持续发展并跳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新动力源。毕竟现在需要破解的难题是财富分配不公与贫富差距过大。
郑功成认为，鼓励部分人先富起来已不能再担当国家持续发展的动力，只有促进并实现社会共享才能促使国家经济持续增长。“做大蛋糕是必要的，但如果蛋糕总是分配不好，必定影响继续做大蛋糕”。
从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难以自拔的历史来看，根本原因就是收入差距过大、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严重不足，以至于出现贫困集中、就业困难、城市化失序、腐败严重、信仰缺失、社会动荡等诸多问题。因此，郑功成认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共享，不仅关系基本民生与社会公正，同时也关系经济增长与环境可持续发展。在中国的发展战略选择中，应将社会共享列为国家持续发展的核心议题。
如何推进社会共享？郑功成说，首先就是不再鼓励部分人先富，而是需要尽快推进收入分配改革，让全体人民合理分享到国家发展成果。只有增加了农民、城市工薪阶层这些低收入者的收入，使得越来越多的低收入群体“中产化”，真正实现藏富于民，才能在持续改善民生的同时为经济增长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才能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可靠的支撑。
郑功成建言，今后有必要将社会公正与民生福利保障作为重要的政绩考核指标，如：力争在“十二五”期间将最低工资提高到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40%以上；将基尼系数降到0.45以内，2020年降到0.4以内；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比重年均增长不低于1%，2020年将这一比重恢复到50%以上；确保财政支出每年用于民生福利部分的增长高于财政收入增长3~5个百分点。
本报记者 崔丽 刘世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