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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全国政协分组讨论现场，当徐冠华开始发言前，其他委员笑着让他“谈谈科技含量高的事”，可这位科技部原部长的发言却再一次落在了“创新”的老话题上。
几年来，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徐冠华一直在呼唤“创新的文化应该对创新的失败有所包容”，盼望“横下一条心来搞创新”，但眼前的现实并不让他乐观。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他毫不犹豫地指出，创新人才不够多，创新企业无法壮大，就是因为“政府管理还没有从计划经济的思路里转出来”。
一则来自宁波的旧闻或许可佐证。去年10月，《宁波市领军和拔尖人才培养工程实施意见》出台，这项“重大人才培养工程”将以5年为一个培养周期，在3个层次培养1400名创新型领军、拔尖人才。据当时的估计，一个周期（5年内）培养经费超过5000万元。
当时，美国苹果公司前首席执行官乔布斯刚刚逝世，宁波这一举措立刻被媒体解读为“宁波将斥资5000万培养千名‘乔布斯’”。尽管宁波官方其后解释“打造乔布斯”是媒体过度解读，但《意见》中所指“创新型领军人才”确为“能跻身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浙江省特级专家、浙江省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宁波市杰出人才行列的一批领军人才，以及学术技术造诣高、引领作用突出、创新实力强劲的学术技术带头人”。
“创新人才应该是市场、环境创造出来的，不是特意被提拔出来的。”徐冠华说。
在说到这样的问题时，这位已经71岁的委员喜欢用“蘑菇”打比方。在他看来，只要有了一定的空气、水分和湿度，蘑菇就会在森林里生长起来。“政府不要想着种蘑菇，也不要想着选蘑菇，只要创造一个好的生态环境就足够了。”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厦门大学教授杨春时也有着相似的想法。此前一天，他在两会驻地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经济都摆脱‘计划’了，精神层面不能总‘计划’吧。不是培养不出，而是观念要变。”
一组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数万项科研成果，发表论文数量世界第一，可成果转化率却只有25%，形成最终产品的不到5%，科技进步贡献率不到三成。
徐冠华还记得，中国曾经在创新问题上遭遇过一次大失败。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通过技术引进建立起“整机-彩管-玻壳”完整的产业链，彩电工业一度在产量和出口量上都名列世界第一。但是进入本世纪后短短几年，平板显示器出现，使中国这个本来蓬勃发展的工业遭遇到“创造性毁灭”的危机——中国曾经花了20年的时间使彩电工业价值链95%在中国本土生成，可到了2008年，中国彩电工业价值的80%又再度转移到了国外。
“政府喜欢能够增长GDP的企业，而创新企业的不确定性就决定了政府不可能着力发展。”徐冠华摇摇头。
对于当下中国，这个决定带来的问题再明显不过了：美国掌握着“苹果”的核心，而中国却常常做着“拧螺丝钉”的工作。
这位已经退休的前部级官员呼吁，计划经济下的政府管理模式应彻底改变，按照市场经济管理方式，将政府定位在一个“为创新森林提供阳光、水和土壤”的角色，“只要有环境，自然会有企业长出来，会有乔布斯长出来”。
本报北京3月6日电
本报记者 赵涵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