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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所长田静委员听另一位委员说，如今申请项目，申请时就要把送礼的经费预留出来，“简直是乌烟瘴气”。
这也是让西南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委员夏庆友头疼的问题，因为现在科技界“游戏规则少，潜规则多”。
游戏规则少，潜规则多
潜规则在科研经费的分配中最为明显。
中国的科研经费每年以20%的速度递增。以2011年为例，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8610亿元，比上年增长21.9%。
“决定科研经费分配的主要是靠行政手段。”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林科院首席科学家、全国政协委员宋湛谦说。
他详细列举了四种情况：
第一是有关部委的中下层工作人员对经费管理权力很大。
最典型的莫过于编写项目指南。宋湛谦说，项目指南的编写人是由行政人员指定的。一般情况下，他们召集少数专家，这些专家会把他们要做的项目写到指南中。到了项目评审时，专家也是由行政人员来指定的。普通的科技人员没有门路，为了分到一小块蛋糕，必须与行政人员搞好关系，或与“强势科学家”搞好关系。
第二，是重大项目以“官”为本。宋湛谦委员引用了中国青年报的报道《973首席科学家七成头衔带“长”》。这些带“长”的科学家们拿到项目没有时间去做科研，但是以首席的名义占用大量的科研经费和资源。
第三，是有关部委组织的评审和成果鉴定，专家的名单是由关部委的工作人员来确定的。这份名单经常在开会前就已经泄漏出去。
宋湛谦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还没有接到部委的开会通知，被评审对象的电话已经打了过来，表示希望评委多关照。
第四，这样得到的科研经费也容易导致行贿。“你给我经费，我返回给你钱。”他说。
全国人大代表、大连理工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欧进萍说，如此一来，下级对上级，年轻人对学者、长者和专家的尊重就不是正常的尊重，不是对学问、品格的尊重，而是对话语权、评审权和资源掌握者的尊重。
以前穷，现在要“学会花钱”
即便经费到了科学家的手中，行政的痕迹还是无处不在。
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国政协委员秦大河是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他说，在现在的拨款制度下，人代会3月份开完会后批准经费，经费到账后几乎就是下半年了，又催着11月份花钱，因为留到下一年花就有违纪的嫌疑。有关工作人员提醒过他，以前穷，现在要“学会花钱”。
刘玉岭委员说，我国虽然提出“允许失败”的口号，但是科研管理部门的一个课题，立了项以后，“只允许你完成，不允许你冒险，不允许你失败。”
此外，他说，在拿到科研经费之后，财务验收时又容易出问题。假如课题结题，经费还有剩余，不但要上缴，而且不小心就成了“欺骗国家”。
“我积极节约，还成了犯罪了、虚报了、欺骗国家了？”刘玉岭委员说，如果用国家的钱去胡作非为了，那的确应该制裁。可是如果科研人员积极努力完成了任务，节省了经费，一点激励没有，这也不行。
东南大学教授洪伟委员最近正遇上课题验收的麻烦事。他说，现在老师们都有点害怕承担国家项目，一到验收的时候太麻烦了。他最近有个项目要验收，光是额度在2000元以上的发票，打印出来就有一尺高，项目组的教师和学校财务处工作人员花了好几个月，一直在配合审计公司做审计。他觉得这有点劳民伤财，而且违反科学研究规律。
洪伟说，科学家的工作哪能像工厂里面生产一个零件那样，每天计件多少？但是现在规定都很死，买萝卜的钱就不能去买生菜。“我觉得财务上应该管理，但是应该管理钱是不是用在科研上，是不是合法使用，而不要盯着这些东西。”
是改革的时候了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委员说，科技发展不是按照优劣自由竞争，而是按照行政权力的意志去决定，这样真正有创新的科技可能被扼杀。
这位委员曾经应邀到东部一个发达地区去做报告。当地的工业蓬勃发展，可奇怪的是，在政府还没有关注这家企业的时候，企业会蓬勃发展；只要政府想扶持哪家企业，这家企业就必死无疑。
“政府是好心，也不是想搞死企业，可行政官员真的不懂科研，但是又有自己的判断。他可能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做法却把科技最有生命力的东西卡死了。”
去年，在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志珍院士的带领下，一些科技界别的委员奔赴湖北、甘肃等地进行调研，最后形成了一份有关科技体制改革的报告。报告直指现行科研体制弊端，比如，取消科技进步奖，削减国家自然科学奖等。
全国政协委员李鸿也参加了这次调研。让她高兴的是，报告上交到国务院后，温家宝、李克强等领导人都做了批示。
在李鸿看来，这份“代表科技界最高水平”的报告充满了改革的期盼。前一段，她听说有关部门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文件。这份文件到现在也没有公开，李鸿委员听到的版本是：这份文件以阐述原则为主，并没有采纳他们的具体意见，改革措施也无从谈起。
“行政主导的力量太强大了！”李鸿忍不住感慨。
“前几年一直在呼吁科技体制改革，现在是时候了。”田静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