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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来自外企的全国政协委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张国俊在小组讨论时讲了一个与国企有关的故事。
两会前夕，在一家美国上市公司供职的朋友发来电子邮件，拜托张国俊打听一个国有投资企业的信息。
“这家企业是我们的大股东，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企业的代表出现过。”朋友在邮件中说，“我们有义务向股东汇报情况。”
这件事让参与过多次中国企业赴海外投资并购项目的张国俊印象深刻，“如果是我自己投资的，肯定天天盯着”。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继续实施‘走出去’战略。支持各类有条件的企业对外投资和开展跨国并购，充分发挥大型企业在‘走出去’中的主力军作用。”
事实上，从2001年“走出去”上升为国家战略后，中国境外企业已超过1.8万家，员工数超过120万人，资产总量超过1.5万亿美元。仅今年一季度，我国设立境外投资企业445家，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6.8%。2012年初，先后出现柳工收购波兰HSW、三一重工收购德国普茨迈斯特等多起海外并购。
通常来讲，一个国家的经济生命力往往反映在其所拥有的全球对外直接投资（FDI）的份额上。1914年的英国拥有世界45%的FDI；到了1967年，美国跃居首位，占世界的50%。而中国如今的份额仍然只有6%，尽管以国有企业为主的中国上市公司市值超过了全球股票的总市值的十分之一，但多数仍以国内业务为主。
因此张国俊认为，相比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引进来”，如今中国企业的“走出去”势在必行，但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如何才能“顺利地走出去”。
事实上，目前并没有明确数据显示“走出去”企业的盈利状况，而据作为注册会计师的张国俊的观察，“海外投资失败案例非常多”。
“一些企业并不以追逐利润为第一目的，完成谈判本身才是任务。”张国俊说，与这些企业的“仓促上马”去“跑马圈地”相比，一般国外的企业到中国发展,都要经过长时间的市场调查和详尽的风险评估，然后根据情况再决定是否进行实质性投资。
在《经济学人》杂志进行的对11家被中国公司收购的西方企业现任高管的匿名调查中，一位参与过某项著名大型收购案的高管回忆，在谈判桌上，中国的银行代表曾对中国企业参与谈判人士问：“你想要多少钱？100亿美元还是200亿美元？”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强调，和改革开放初期不同，未来的“走出去”绝不能再像刚开始那样蒙着眼睛往前走，撞上什么问题再说，不能光是为了拿项目而不考虑风险。
在另一个曾见诸于国内媒体的案例中，参与海外投资的中国企业在招标前仅是“随便转一圈”，在合同文本也只作了“部分翻译”的情况下低价中标，却因成本失控不得不提前停止工程，被追偿2.71亿美元赔偿。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驻瑞典原特命全权大使吕凤鼎向记者讲了一个亲身经历的案例：一家中国企业要在瑞典搞一个大型建设项目。在此之前，负责人从没到过瑞典，只是因为对方能提供一些好的条件，便当场拍板，匆忙上马。半年后资金链断裂。
吕凤鼎强调，在“走出去”方面，他并不同意“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对走出去的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秩序、法制法律、规章，要有了解，要有很好的投资或合作伙伴。这些东西你必须有所准备，必须在心中有数的情况下下这个决断，那才是安全的，不然的话，你会吃亏的。”吕凤鼎说。
最近发布的《2011最具全球竞争力中国公司调研报告》指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仍然较低，国际业务收入占比在过去三年中不升反降，国际化仍处于初级阶段。人才缺乏和对竞争及政策法规等环境因素理解不充分被普遍认为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最主要瓶颈。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重型汽车集团公司董事长马纯济打了一个这样的比喻，“这就像下象棋,走出去之前下的是中国象棋，出去后要下国际象棋，如果事先连游戏规则都吃不透，这棋怎能不输？”
全国人大代表、海尔集团公司总裁杨绵绵也形象地指出，“在国内你是全运会冠军，到国际上去争奥运冠军，就要付出更多的心血和努力。”
在两会会场，记者就中国企业“走出去”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采访了商务部原副部长安民。安民说：“我们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我们。中国人走出去是必然的，但没有可能一步就迈对。这中间肯定就会发生摩擦，而摩擦的过程中，我们肯定也会有毛病。要提高自己，总结自己。”
本报北京3月10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