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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限”字盛行的时代，楼市限价、限购；汽车限号、限行；电视限娱、限广告；城市限摩、限电动车……甚至连图书、电影票也由相关部门出台“限折令”。
早在2011年，就有媒体宣称“限时代”已经到来。种种“限字令”，深刻地影响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也影响了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
如何用好“限字令”，尽可能兴利去弊，使其更加符合民众期待和社会发展需要，一些代表委员作出了审视和反思。
受到普遍欢迎的限购令
全国政协委员张泓铭曾担任上海社科院城市与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在2011年两会期间，他曾发言力挺北京的楼市限购政策。
2010年4月30日，北京率先出台了被称为“史上最严厉”的楼市限购令，规定每户家庭只能新购一套商品房，且对购房者的户籍等作了严格规定。随后，国内众多城市纷纷出台类似限购令，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我们确实要问，限购的理由是什么，地方政府有没有权力限制住房消费？”张泓铭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他也反思过这一调控政策。
“我认为政府有权这么做，这是政府管理的一种手段。”张泓铭说，“政府的管理职能允许这么做。虽然我们推崇经济手段，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应该使用行政手段”。
在张泓铭看来，住房首先是使用价值的功能，需要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居住问题，“但有些人买了自己不住也不出租，就囤着投机，城市资源有限，住房供需矛盾本来就大，投机将损害很多人的利益。如果没有其他有力措施抑制投机，我认为可以采用刚性措施。”
全国政协委员、山东财经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郭松海也支持限购。在他看来，房地产市场不是充分竞争的市场，住房也不是纯商品，还有社会保障的属性，“当房价与民众的购买力脱节太厉害时，限购是必要的调控手段”。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也支持限购政策：“房价过快上涨会导致经济产生泡沫，导致实体经济转移到房地产，造成一业兴旺百业衰。”
近年来的楼市调控政策，确实也只有限购令真正发挥了效力，让楼市走出了“越调越涨”的怪圈。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1月，在新建商品住宅方面，全国70个大中城市价格环比下降的城市有48个，持平的有22个，没有一个城市出现上涨。从民意看，多种统计数据也显示，八成以上民众支持限购政策。
限令应有退出机制
虽然楼市调控政策支持的声音占主流，但批评之声也不绝于耳。主要观点是：限购后，一些有改善性住房需求的市民没法购房，对普通商品房有投资而非投机需要的群体需求也几乎完全被抑制。
张泓铭说，限购政策是刚性政策，意味着“一刀切”，对消费者没法灵活对待，会产生消极作用，“短期限购可以，长期限购就不对了。长远看应由行政手段调整为经济手段，比如金融、税费手段等。房产税就很好，采用递进征税的方式，让人们有选择的可能性，将利益和选择结合起来，政策意图很明显。”
在郭松海看来，限购政策虽然可行，但要有退出机制，“限购的目的是要让房价回落到合理的空间，但究竟多少钱才是合理、用什么指标来衡量，并没有答案。”今年，他向大会提交了《调控房价回归，何时到位？》的提案，建议将房价与收入之比确定为衡量房价是否合理的参照系。
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限令实施后效果不佳，要用新的限令来修正和补充。北京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政策就是如此。
从2008年10月起，北京规定机动车按车牌尾号每周停驶一天。然而，这一政策并未缓解北京的交通拥堵状况。迫于无奈，从2010年年底开始，北京开始对机动车实行摇号购车政策，通过控制机动车全年购车总量来缓解拥堵。
在全国政协委员、湖南财政经济学院院长伍中信看来，城市“限行”、“限号”政策无可厚非。但他认为，按尾号限行的政策值得商榷，“这一政策出台后，反而可能诱导市民多买车，造成了更严重的拥堵。这说明，即使是限令，也得考虑它出台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警惕沦为“惰政”、“懒政”
如果说限购、限号等政策还能受到舆论的好评，另外一些限令则是遭遇恶评如潮，前不久广受关注的电影票“限折令”就是如此。
“限折令”源于日前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发出的《关于进一步规范电影市场票务管理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对影院制定的会员票、团体票等优惠票设定下限，不能低于七折。
虽然有关方面称“限折令”是误解，并称政策执行时将先降价后限折，以此来解决影院票价混乱的问题。然而，这一限令却不免让公众联想起此前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的“新书限折令”，以及国家民航总局出台的机票“限折令”。这些限令一出台就广受批评，最后便无疾而终。
蔡继明说，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应该着眼于宏观经济，如物价水平的调控，汇率的调控等，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对个别微观经济活动进行调控，“管得太多、太细，无疑是越俎代庖，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规律。”
伍中信也认为：“对于电影票价，我认为可以随行就市，只要有竞争，价格就有它变化的理由，在观看高峰时段，利用价格机制限制观看人数，也是常用的经济学手段。”
还有一种担忧在于，由于限令短期效果明显，且手段简单，可能会被有关部门频繁使用，成为新时期“惰政”、“懒政”的典型表现。
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张兆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限令”应该避免随意化、行业化和基层化，以免政府职能部门一遇到棘手或者短期难以解决的问题时，就用“限令”来应对，从而患上“限令依赖症”。
“市场主要靠无形之手调节，无形之手用好了，政府的有形之手就没那么必要了。”伍中信说，种种限令的背后，或者体现了市场无形之手的失效，或者体现了有关部门伸出有形之手的冲动。“市场自治与政府管制之间，如何防止失序，有效搭配，发挥最大效应，在每个限令出台前都应当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