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上“小平南巡”20年的日子,完善市场经济、扶持民营企业的呼声在本届两会上尤为强烈,作为一名律师,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想从另一个角度帮帮民营企业。
“我们要像保护‘傻子瓜子’一样保护民营企业家!”这位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卖了个关子,把故事扯到了1979年。
那一年的2月同时发生了两件事。760万上山下乡的知青大军开始陆续返回他们当年出发的城市,中共中央、国务院则批转了第一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面对就业压力,中国民营企业的合法性第一次在模模糊糊中得到了确认。
而在这一年汹涌出现的10万全国个体工商户里,一个从小被人叫做“小傻子”的商贩年广久办起了炒瓜子的营生,还给自己的瓜子起了个“傻子瓜子”的名号。
因为生意红火,只认得5个字的年广久请了12个无业青年当伙计。他并不知道,这已经触犯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做出的论断:“雇工到了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
就这样,一场关于“个体户到底雇几个人算是”剥削的争论整整持续了3年,“傻子瓜子”的事儿甚至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讨论会,邓小平建议,对私营企业采取“看一看”的方针。
尽管直到1987年的中央5号文件里才真正去掉对雇工数量的限制,但邓小平的这一表态却被公认为给中国民营企业的生存豁了一道口子。
故事还没有结束,1989年底,私营经济再次在意识形态上成为“灰色名词”,和芜湖郊区政府合办了一个瓜子厂的年广久因贪污、挪用公款罪被捕入狱,到了1992年,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又提到了“傻子”,一个多月后年广久无罪释放。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的确不会再有公权力因为‘意识形态’而伤害‘年广久’了,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开始有公权力以‘政府利益’为名而伤害‘年广久’。”朱征夫说。
朱征夫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那些“从有罪到无罪,从有产到无产”的民营企业家。
比如,江苏牧羊集团股东、副总裁许荣华曾以“假冒注册商标罪”被刑拘,其在看守所签署股权低价转让合同,后被以“现发现不应追究刑事责任”为由释放并撤销案件。
比如,被称为“中国民营石油第一人”的湖北天发集团董事长龚家龙于2008年被以“挪用资金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判刑,天发集团被政府接管。至2011年9月龚家龙再审被改判无罪。
朱征夫这样总结一些民营企业面临的新困境:某些地方政府有“公司化”趋势,全面介入经济,构成了与民营企业的竞争关系,再利用超强的公权力从“帮助之手”转变为“掠夺之手”。另一种情况是,权力人为自己和自己的关系户重新分配社会资源,利用公权力介入财富分配。其结果就是,很多案件以表面上的“依法”,实现了实质上的非法剥夺。
朱征夫说,出于对财产和人身安全的不确定性,一些民营企业家纷纷移民海外,“人在国内,实际移民了,最起码也把老婆孩子移民了。近的也把老婆孩子放香港,一有风吹草动就准备跑路。”
招商银行和贝恩顾问联合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可投资资产规模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的企业家中,27%的已经投资移民。
“他们害怕哪一天自己成为当年的‘年广久’,也害怕当年的‘打土豪、分田地’再一次上演。”朱征夫强调。
在两会会场,朱征夫大声念了提案中的意见:“今年是小平同志南巡20周年,我们要像小平同志当年保护‘傻子瓜子’一样保护民营企业。要认识到保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就是保护市场经济,就是维护改革开放。”
本报北京3月1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