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政协会议里,50名中共老干部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小组会场。
他们平均年龄约68岁,大多头发花白。他们基本都是副部级以上官员,包括5位全国政协副主席。他们中有中国社科院院长、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中科院院士、党史专家。如果时间再向前推几年,他们中还曾有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新华社社长、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以及各省大员。
他们被称为“中共二组”——全国政协中共界别第二组。一些几年来报道两会的记者说,“中共二组”以敢言、善言著称,一些曾经或仍旧位居高位的官员们盼望深化改革,破除既得利益,让政府放权。这个会场坐满了“40后”的老人,但这里传出的“改革之音”仍旧铿锵有力。
全国政协副主席、审计署原审计长李金华是“敢言者”之一。他曾将自己比喻为国家财产的“看门狗”,并掀起“审计风暴”,勇于曝光各部委预算执行审计情况中存在的问题。3月6日上午,这位穿着黑色外套的老人要求“说两句”。他并不认为目前有进行全面改革的可能,“但财税体制改革是各个改革的关键。(做好这项改革)不仅能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处理好,还能把中央各部门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解决,把腐败问题解决。”
全国政协常委、科技部原部长徐冠华则毫不留情地批评“地方政府搞项目、管项目,中央政府审项目、批项目”,政府从GDP出发,从而缺乏整体规划、整体布局。
“我们有关部门在审批项目,审得成功吗?”徐冠华摇了摇头又继续说,“我看也不成功,引发了很多腐败现象。政府要改革,要放权。”
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原主席任启兴则认为,改革应从“机构改革”入手,但必须“防止越压缩越多”。他相信,如果能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基层就可以发挥更多的力量。
“但我感觉,改革前些年紧一些,现在好像没有那么紧了。经济体制改革抓得紧一些,政治体制改革有点滞后,可能出现瘸腿效应。”任启兴用带着方言的口音说。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1950年生人,绝对是 “中共二组”里的“年轻人”。尽管会后常常被记者们围追堵截,但小组讨论会上,他总是坐在第二排。
面对黑色的话筒,他提出,必须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他带来了一组数据,去年土地出让总额为3万3千多亿元,比前年增加约13%,土地继续成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占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大家老讲既得利益,土地财政就涉及一大块既得利益。能不能咬咬牙跺跺脚,把它改了?”
不过,在很多老干部看来,当下的干部作风才最需要改改。在几天的讨论会里,李金华不只一次地提出如今各政府部门的“奢侈浪费”问题。“我们国家铺张浪费的问题,某种意义上讲,比腐败问题还严重。大家减一减、省一省,作风上稍微改进一下,一年几千个亿,我看不成问题。”
这个话题很快被另一位全国政协委员接了过去。他说,据前些年的一次统计,我国一年浪费的粮食就够两个多亿人一年所需。
但这话立刻被李金华纠正了,“那项统计应该是餐饮里浪费的食物蛋白质。”在他旁边,另一位委员也表示了赞同,“肯定不是粮食。那种饭局里,最少的就是粮食。”
可在眼下,这些老委员们对“改革”的呼唤会在3月12日暂停。这一天,是全国政协第十一届五次会议小组讨论的最后一天。
对于很多1940年代初期出生的老委员来说,“改革之音”犹在,但今年将是他们最后一次参加全国两会。
“中共二组”组长、全国政协常委、新华社原社长田聪明最后发言。
“按照中国的算法,我今年70了。”他笑着说,“五年之间,我们开了五次会议,在一起50天,今后大家全聚在一起怕是不可能了。
3月12日上午10点35分,本届“中共二组”最后一次讨论结束。一位老委员夹着文件袋,慢慢地向外走着,忽然大声说:“大家,再见了!”
本报北京3月12日电
本报记者 赵涵漠 林衍 陈凤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