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
全国两会期间，一大批工作、生活在基层农村的大学生村官跃跃欲试。微博平台上、村官论坛上，聚集了许多想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议案”、说“提案”的大学生村官，他们期待更多有关“三农”的“细节”问题能够受到代表、委员们的关注。
村集体土地事宜须“全民公开”、“代表投票”
近两年，大学生村官翟雅楠所在的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环城街道朱庄社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原本以“村民厉害”而闻名整个鼓楼区的新建社区，如今反倒成了一个多年无一例上访事件的“安定社区”。
过去村里倒腾一块土地，通常由村两委班子说了算，一块好好的地，有时可能在村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出售或出租，且价格低廉。这里的村民曾组团到南京、北京上访，出了名的“厉害”。
现如今，凡是有关村集体土地事宜，一律“全民公开”，由社区民主监督会和理财会两大“监督机构”现场参与投票。
这里有两个细节必须严格遵守。第一，“全民”的概念是“全体居民”，除有户口的村民外，还包括长期在此地居住的外来人口；第二，监督会和理财会的成员“定期更换”，每隔一段时间换一批人，且每次投票都要另外随机抽取几名代表。
其中“定期更换”监督、理财会成员是社区为应对村民质疑专门出台的一项细则，“起初有不少村民认为‘两会’成员固定不公平，认为固定人选容易被收买。所以才有了‘定期更换’和‘随机抽代表’的方法。”
最近一次投票，翟雅楠就在村办门口的大路上拉来几名“代表”，他们中有外来务工者、退伍军人、学生等。她介绍，朱庄社区位于城乡接合部，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70%，“社区发展，得听到各方的声音。”
“自从采用这种方法，村民满意了，村集体收入也提高了。”前不久，社区刚刚通过公开招投标形式出租了一块占地2000多平方米的商铺，年租金20万元起拍，最后以40万元落锤，与承租方签订了为期5年、每年租金按5%至15%幅度递增的协议。
翟雅楠认为，这种由实践检验出来的“真理”，比某些缺乏现实根基的“空谈”更值得带上全国两会说道说道，“不是瞎提不可行的建议，而是有了经验，觉得好，才提出来，建议能够推广。”
她觉得，较大范围地推广该项制度，将有助于缓解基层矛盾，避免不必要的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出现。
防止村官“被利用”，扶持村官创业亟须“监管”
此外，作为徐州市雅楠民间艺术品开发有限公司的老板，大学生村官翟雅楠还对地方政府、组织部门、共青团组织等扶持大学生村官创业政策提出建议。
一段时间以来，全国各地的组织部门、共青团组织都在鼓励大学生村官创业方面给予政策扶持。尤其在创业资金扶持上，上述部门往往与农信社、邮储行合作，向创业村官发放低息甚至免息贷款，有些地方甚至通过乡镇财政直接发放补贴。
“这种做法一方面对大学生村官是极大的鼓舞，另一方面，也可能使大学生村官‘被利用’。”翟雅楠见过个别村官，为求“资金扶持”，不惜在条件尚未成熟时就与人合伙“创业”，合伙人通常是村里的“大户”，双方的持股比例相距甚远，通常“大户”占比超过60%。
这种情况下，容易给合伙人一个“钻空子”的机会，“临到还款日，他可以造成一个创业失败的假象，村官还不起钱，也就没有下文了。”
虽然村官得到的扶持不过3万元、5万元、10万元，但如果“钻空子”现象成为普遍现象，将给地方财政以及村官队伍名誉带来损失。翟雅楠建议，提供“资金扶持”的主体部门，应当制定一套详细的监督管理机制，“扶持到位的同时，也应该有监管。虽然金额不大，但这笔钱到底用在哪里、有没有用好、如何使用的，还是应该监管到位。”
关爱留守儿童要有实招儿
河南省许昌市许昌县陈曹乡杨刘村大学生村官李聪最近刚刚当选为村党支部副书记，她最关心的就是村里的留守儿童以及农民工劳务输出两大问题。
据介绍，杨刘村400余户村户中，一半以上家庭都有留守儿童，全村几乎家家都有青壮年在外打工。
有一次，村口一户农民家中传出儿童的哭喊声。邻居走近后发现，一名老农躺在地上不能动弹，身边站着刚满6岁的孩子，泪水伴着脸上的污渍顺面颊淌下。
这件事儿对李聪触动很深，“孩子还小，父母都在西安打工，老人病倒了谁来照顾？谁来照顾孩子？”那一次，老人被村委会送去医院，孩子交给了附近邻居暂时照料。
尽管前不久村里盖了一个活动广场，孩子们有了玩耍的地方，但对于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来说，这点“关爱”实在算不了什么，“到处都在说关爱留守儿童，但光靠这种没有落到实处的‘关爱’怎么够？”
李聪建议，相关部门可以通过统一组织农民工“抱团”外出打工的方法，稍稍缓解留守儿童问题，“能就近工作的就近，不能就近的一定要‘抱团’。”她认为，“抱团”打工一方面可以在工资发放上集体维权，另一方面可以由劳动力输出地政府出面，与用工单位“讨价还价”，“比如在务工地给孩子们上个托儿所、幼儿园，可以让他们带着孩子打工。”
菜价波动苦了农民，政府须合理引导种植
每次下村调研走访，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牛庄镇魏家村大学生村官鲁俊香总会被村民们围拢着脱不开身，“你是大学生村官，你给想想办法，能不能帮俺把这一地的菜给卖了？”
面对这样的要求，鲁俊香有些无奈，然而更多的是一阵心疼，“2010年、2011年两年，我眼睁睁看着村里棉花大户和一群跟风种棉花的村民亏得血本无归。”她告诉记者，2010年时棉花价格“奇高”，每斤能卖7.5元，此后全村农民顶着农药、人工价格上涨跟风种棉花，到了2011年，棉花价格一下子跌至每斤3.5元左右，“连我看着都心疼。”
鲁俊香建议，基层农业部门定期进行市场调研，并将每年建议种植的经济作物向农民公布、宣传，“除了农技站开设的种养殖技术推广课，是不是可以再偏重一些市场、经济类课程，教会农民在什么时间段种什么作物能挣钱。”
担任村官数年来，小鲁见村里开过不少“有一搭没一次”的培训课，这种课，愿意放下手头活儿来听的村民少得可怜，“偶尔来讲一次，没什么效果。应该形成一个长期的制度，每到播种季节就开课，告诉他们种什么、到哪里买种子、怎么挑种子、怎么种植、种了怎么卖等。”
她说，只有真正实用性强的课、能帮助村民致富的课，才会有人来听。
集体土地收益分配期待“规则”
一到村集体土地收益分配的当口，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剑湖村村主任、大学生村官王丹就开始发愁，“每年到了这个时候，矛盾纠纷不断。”
王丹介绍，常州地区经济较发达，村集体经济主要依靠出租土地给生产加工型企业支撑。一般的村子能有五六十家大小企业入驻，大村能有近百家企业入驻。村集体年产值较多，大村一年能有二三十亿元，王丹所在的剑湖村年产值约四五亿元。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究竟符合什么条件才能参加村集体土地收益分配？这个问题，就连工作多年的王丹也说不清楚。
“每个村，每个村下面的村民小组、生产大队，都各有各的标准，全都不一样。”王丹说，有的村可能由村两委几个人内部商量定标准，有的村则把权利分散到各个生产大队，“一些生产大队会决定集体投票，个别大队可能就几个人说了算。”
然而，即使是看似公平的“民主表决”也有不妥之处。王丹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的大队里某户人家全都是亲戚，亲戚人数占了投票人数的大半，这户人家肯定占便宜，这样又怎么保证公平？”
驻村工作多年来，几乎每年都会有村民因为分配标准的事儿找王丹“告状”。因此，他建议，至少从镇政府、县政府层面，能对村集体土地分配出台一个粗略的规则，“因为各村情况不一样，所以不一定要规定得多细，可以拟定一个粗略标准，再配套一个操作准则或程序，告诉我们遇到哪一类问题可以通过哪几种比较民主的手段来操作，合情、合理、合法。”
本报记者 王烨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