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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建功在国外驾车时，深刻感受到国外“重视他人的存在”和“公德意识”与国人的差别。在他看来，中国的汽车公民道德普及才刚刚起步，缺乏一套道德与文明的体系与之配套。
一组数据更是让他触目惊心：迎来了“汽车时代”的中国，交通事故死伤人数连续10年高居世界第一。以2011年为例，在严厉禁止酒驾后，汽车保有量达到1.04亿的中国，居然还有6.2万人死于车祸！与此相对应的是，在汽车保有量2.85亿的美国，车祸死亡人数为4.2万人。而汽车保拥有量为7000多万的日本，车祸死亡人数只有4611人。
为此，陈建功提交了一份名为《把公民“汽车公民道德”建设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提案。他认为，汽车文明并非小事，国家应尽快修改法律，加大处罚力度，震慑违法行为，有效地制止小陋习和大事故。
一起又一起的肇事逃逸案件引发社会对这个话题的关注：药家鑫案，小悦悦事件……
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孙南申进行过一个小调研。复旦大学新校区位于上海的城乡结合部，执勤的警察不多，非机动车道上常有人乱停车。一条两公里长的路，人行道上停满了车，中间的机动车道又窄又挤，马路上公交车、运输车来回穿梭。附近有两所中学，一到上下学，接送孩子的家长更把这条路占满了。在这样的路段骑车太难选择了：上非机动车道会被汽车堵得挪不动，骑到机动车道上更不安全。
这些小事很快被“两会”海量信息淹没，但从中似乎传达了一个信号：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汽车时代的秩序和文明需要重建。
相关的规则还需改进。贾康在提案中写道，现行的驾驶规则规定爆胎后驾驶者不可猛打方向盘和猛踩刹车制动，但是如果对这些驾驶规则作硬性规定而追究车主的责任，反而使质量问题被掩盖，这是极不合理的，应该修改。
孙南申则认为，在目前的执法环境下，靠提高罚款标准可能使某些部门将其作为收入来源，反而导致执法不公。执法严格，保证公平是最重要的。
有意思的是，这个法学家最终没有通过法律，而是以一条“非常态”的途径很快解决了问题。他找了个上海市的一位市领导直接反映情况，政府有关部门收到孙南申的建议，一个星期后，那条路多了很多个水泥墩子，使路边无法再停车，那条路回归了“常态”。
本报记者 白雪 原春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