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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仅靠自身积累，生产经营肯定受制约。周转不灵时，他们纷纷走向了民间借贷。在今年两会上，“中小企业融资难”的话题已经被代表委员充分“解剖”。3月13日，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搜狐网邀请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政协副主席李冬玉与全国政协委员、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杨先明，共同问诊“小企业融资难从哪里突破”。
当前，民间投资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广东为例，中小微企业成为该省投资领域的中坚力量。2011年，广东投资呈现国有投资下降、民间投资大幅增长的格局。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到，解决小型微型企业的融资压力问题，“要加强对符合产业政策、有市场需求的企业特别是小型微型企业的信贷支持，切实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根本性的问题没有解决，就是二元化的信贷市场。”杨先明委员认为，“中小企业融资难”已变成一个社会问题。
李冬玉委员告诉记者，国家银行的强势和企业的规模不匹配，很多中小企业在内部管理、财务管理、征信体系等方面都有缺陷，这也使得它难以满足融资上的必要程序。
杨先明打了个形象的比喻：我国有大量的中小微企业，而银行刚好是大银行多，小银行少，从服务功能、市场结构来看，这种匹配是不合适的。
在杨先明看来，为中小微企业或农村建立一套相适应的金融体系，需要建立普惠型的利率机制。
杨先明说，理想的状态是，不同的银行体制，包括小银行、大银行、社区银行，可以适应不同的企业，“使得大家都有对等的机会，获得金融信贷支持”。
政府一直希望银行对企业，尤其是中小微型企业“宽容”些，但事实上，资金依然难找。
去年，李冬玉委员在陕西省民建系统对中小企业做过一个调研。结果显示，日常经营完全靠金融机构提供的，只占企业总数的4%；靠金融机构和企业积累的，占企业数的12%；全靠企业积累的占58%；靠民间借贷和企业积累共同解决资金问题的占26%。
李冬玉指出，一半以上中小企业的日常资金需要靠自己的积累。值得注意的是，80%以上企业的日常经营所需资金，没有通过金融渠道解决。
中小企业融资难还可能引发一些地下钱庄的活跃。继吴英案后，去年，在广东的湛江和深圳，公安机关就打掉了几个涉案金额比较大的地下钱庄。
既然高利率难以承受，那么，企业一旦支撑不下去，对应的就是贷款方，甚至对愿意给它支持的银行也是不小的冲击。杨先明解释说，如果这个体系不理顺了，企业就很纠结了。这在全国都有普遍性，只不过程度不一样。“如果没有体制性的解决办法，这将是一个长期的隐患。”
“企业的巨大需求必然有供给方，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地方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没有这个事情反而还不正常。”对吴英案，杨先明觉得，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认为，民间地下钱庄放贷是被逼出来的，政府应该剖析有关案例，应该尽快有行之有效的办法出台，引导民间借贷正规化。
为什么我们不把市场放开一些？为何不允许一些金融产品创新，让新的金融机构在政府的监督下发展起来呢？李冬玉一连发出几个疑问。
她说，政府应该支持民间资本进入金融行业，允许成立一些新型金融机构。这样将使民间借贷资本合法化、市场化、标准化，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在这中间，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首先把门打开了，然后让这些资金流入、有序管理。”李冬玉补充道。
至于具体的做法，杨先明建议，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发展社区银行，服务于当地社区，在有限范围内服务于当地社区的居民、中小企业、微型企业对信贷的需求，这种风险是可控的，“让‘草根式’的机构，服务于草根的企业，这是很好的思路”。
在李冬玉看来，不要太过于看中小微企业的纳税额，更主要的是看它解决的就业量和对老百姓增收的作用。如果能够解决小微企业的资金问题，这对鼓励小微企业的发展、解决社会就业问题、增加城乡老百姓的收入是很重要的。
中小企业要突破融资难需要从哪几个方面来入手？“这个问题要真正解决，还是我们国家的金融体制改革要跟上。”李冬玉表示，国外有大量的中小银行，我国相对来讲还是少了一些。
利率的市场化，使得利率可以根据企业生产经营状况、企业发展前景、企业本身的生产管理水平来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李冬玉说，利率的市场化还是要往前推进。对地方政府来说，在解决中小企业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上还有一定的空间。
杨先明作了一个大胆的判断：以后可能会出现以纯粹的民间资本来作为全资的银行，这样的银行门会开得更大一些。他指出，国家有关部门要抓紧研究这个问题，调整金融市场结构，让信贷市场变得更加层次分明。
本报记者 林洁 刘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