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人民当家做主”又往前走了一步——选举法修改后的第一批人民代表将在2013年选举产生，这将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一人一票，“同票同权”。此前，每选出一名人大代表，需要的农村人口大约是城市人口的4到8倍。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济南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徐华东形容，户籍对于公民参与国家事务的篱笆和隔离带去掉了。
在做客由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新浪网联合举办的两会直播间时，徐华东解释说，很长一个时期，我国农村文盲率较高，使得农民参政议政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的参政意识增强。在这种情况下，人大代表的结构必须进行调整，让各阶层人民都能选出代表表达诉求，表达自己的政治愿望。
因此，徐华东认为，此举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顺应了人民对治理国家、参与政治的“越来越强烈”的愿望。
全国人大还宣布，在下一届代表里，将出现更多的农民工的身影，党政领导干部的比例将下降。
对于中国目前超过2.5亿、并且不断流动的农民工来说，怎样实现参政议政，历来十分引人关注。最早的3位农民工代表在2008年产生，而在他们获得城镇户口之后，有人质疑，他们能不能代表农民工群体。
对于这个问题，徐华东说，按常住人口计算，2011年我国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人口总数的一半。一位从河南到北京打工多年并已安家的农民工，虽然户口还在原籍，但他更关心自己在北京如何生存，更愿意代表在北京的外地务工群体说话。他可能早已不知老家的村主任是谁，让这样的人还去表达户籍地农民的诉求，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务工农民相对分散，工作变动频繁，在城市里未必有固定住所，这将给人大代表的选举带来挑战。徐华东认为，这些人如何组织，是个难点。但他表示，虽然这个群体“像跳蚤一样不停地跳”，但他们更换住所的几率比跳槽的几率要低，既然办理了暂住证等手续，那么可以在所在的社区参加选举。同乡会、商会等新的社会组织大量涌现，又将他们以另外的形式组织起来，可以考虑如何通过网格化管理，保证他们参与政治生活。
他说，代表结构和选举的变化，是社会结构变化的结果，同时也将促进社会管理的创新，使得社会管理适应性更强、包容性更强。
在济南，徐华东认识一位安徽来的修鞋匠。修鞋匠的孩子也在济南上学，直至考取了南京大学。孩子考上大学之后，修鞋匠特别高兴，对顾客说：“我一定给你好好修，我在这儿呆不长了，我就要跟着儿子走了。”
没想到，修鞋匠去了3个月以后，又回到了济南。他告诉徐华东，自己在那里不适应，在济南有熟悉的人，有安全感。他很快办理了临时居住证和营业执照，租了一间门脸房，并到社区居委会登了记，打算留下不走了。
从修鞋匠身上，徐华东意识到，农民工不光谋求生存条件，还谋求安全的环境，这就要求政府为他们提供这些条件。
有人认为，农民代表未必能在全国人大这样的平台上表达好自己诉求，而现有的人大代表中，无论是学者还是官员，都不乏积极为基层代言的人士。对此，徐华东认为，农民也许不善表达，但他们更接地气，发言更有针对性。“他也许开7天会，就说两句话——但那两句话是他最想说的。”
而他要是开会不讲话，“回去有人要问他，咱水的事儿你说了吗？”徐华东打比方说，譬如国家政策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如果一斤粮食涨了2分钱，有的农民就会找人大代表，托他到会上说说，柴油涨了几分，化肥涨了几分，水价涨了几分。
徐华东代表在农村和工厂都生活过。当了市领导之后，他到基层走访，发现在正式场合，人们讲得比较客气，但私下走走，就会有人找他，“有件事我要跟你说说”。他认为，只要千百万人把每个人的意愿都表达出来，就是全国人民的愿望。有人认为中国的老百姓还不适合讲民主，对于这种声音，徐华东说：“讲这种话的人对中国的基层，特别是对中国改革以后的基层不是很了解。”
本报记者 张国 刘世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