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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研究所最新的一项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家长，在孩子要不要参加各种辅导班上，正面临经济学上的囚徒困境（博弈论中用以说明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的经典例子。经济学家把大量的看似最优却导致次优结果的行为称为“囚徒困境”,即理性行为导致的不理性结果）。
一方面选了辅导班，意味着孩子自由时间的被挤占，幸福感降低。另一方面，如果不选择辅导班又意味着孩子可能会输在起跑线上，可能会失去美好的未来。在这种将幸福童年与成功未来对立起来的心态下，越来越多的家长辗转反侧，纠结万分。然而最终大多数人经过“囚徒困境”式的思索，作出了“功利为主，兼顾素质”的选择。
调查显示，在义务教育阶段，我国城市家庭教育支出平均占家庭养育子女费用总额的76.1%，占家庭经济总收入的30.1%。也就是说一个普通城市家庭的三成收入花在了子女教育上。一方面，它确实让一些孩子的学习成绩等方面获得了快速提升。但另一方面也导致孩子过度重视书本知识的积累，在健康人格、亲子关系以及综合素质等方面存在问题。
“与其他消费不同,教育消费的特点在于，教育选择与其消费是分离的，是家长选择、孩子消费。教育消费只是提供一种机会，效果怎样还要看这种选择与孩子匹配的程度。由于选择不当，许多时候，花钱多不等于效果好，一分钱未必能买到一分货。” 此次调查的负责人、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洪明说。
更令人困惑的是，尽管城市家庭平均年教育支出近9000元，但过半数家庭认为负担适度。教育消费的实际负担，与人们的负担感并不呈正相关。
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在其调查结果发布之前，中国青年报记者独家专访了此次调查课题组的有关负责人。
家庭教育支出增速明显快于家庭收入
2011年5~6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研究所对北京、哈尔滨、石家庄、银川、成都、西安、南京、广州8个城市的义务教育阶段家庭进行调查，以了解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支出的真实状况。
“在网络、媒体上，近年来把教育同医疗、住房共同列为百姓生活的三座大山，我们希望用数字描绘城市家庭教育消费的真实状况。”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研究所所长刘秀英说。在对上述8个城市4960个家庭进行调查后，课题组发现，在义务教育阶段，校内教育已经不能满足家庭对教育质量的追求，教育支出的增长幅度高于家庭总支出的增长幅度。
资料显示，1985年，家庭教育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2.1%，到1996年，此比例上升为5.2%；家庭教育支出的平均年增长率为101.4%，而同阶段家庭生活消费支出的平均年增长率仅为34.4%。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家庭的教育支出以平均每年29.3%的速度增长，明显快于家庭收入的增长，也快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按照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研究所的调查，城市家庭平均每年花在子女教育方面的费用，占家庭经济总支出的35.1%。
从整体教育支出水平来看，当前城市家庭每年在子女教育方面支出的平均费用为8754.4元。在调查的家庭中，有36.6%的家庭平均每年教育支出在9000元以上，甚至有2.8%的家庭的子女教育支出超过3万元。
在刘秀英看来，此次调查出的家庭教育支出水平较以往相关研究数据有大幅提高。一种可能是，由于社会整体经济水平提高，使得家庭的总收支水平有所提高。在这方面，家庭教育支出水平提高，对于家庭其他支出不具排斥性。而另一种可能是，在较短时期内，由于家庭教育需求的急剧增加，使得家庭教育支出增加。在这个方面，家庭教育支出水平提高，对于家庭其他支出具有排斥性。
这些支出的增加是否对城市家庭造成了沉重负担？
全国妇联对全国城乡家庭的抽样调查发现，子女教育费用、收入较低和家人生病是家庭生活面临的三大困难，其中“孩子的教育费用越来越高”已经排在家庭生活困难的第一位，影响着家庭的和谐幸福。
然而，家庭教育消费的沉重负担与家长们的教育消费负担感并不成正相关。此次调查显示，52.7%的家长认为，家庭教育支出对自己家庭来说是适度的经济负担，有13.1%的家庭认为教育带来的经济负担较小，有12.9%的家长不觉得是负担，只有18.7%的家庭认为教育带来的经济负担较大，2.6%的家长感到是严重负担。
洪明告诉记者，从调查来看，教育支出已经占到家庭总收入的30.1%，这已经是不小的数字，但家长们的感受与学者、媒体并不一致，约1/5的家长认为教育支出带来较大的经济负担。
“我国家庭价值观的第一需求是子女成才，通过教育改变命运成为家庭的一种信念，因此当家庭认为一种行为与自己的信念相匹配时，这种付出的负担感将会降低。”洪明说，有时候媒体与学者对家庭教育负担感评价过高，是因为他们站的立场与家长不同。而且从回报的切实感受来看，如果一种行为的回报率较高，支付者也会感受到负担感降低。本次调研显示，多数家庭对家庭教育消费的满意度较高，当买家认为“物有所值”时，负担感也就没有人们以为的那样高了。
家庭教育支出差距加剧了教育资源的不均衡
此次调查显示，当前城市家庭每年在子女教育方面支出的平均费用为8754.4元，那么，这笔钱都花在了什么地方？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研究所将教育支出分为基础性教育支出、扩展性教育支出、选择性教育支出和其他支出四大类。
其中，学杂费、食宿费、学习用品费、春秋游、夏令营等费用属于基础性教育支出；课外培训或辅导费用（含家教费）、课外读物费用、（带）子女观看演出及参观旅游的费用、参与学校或家长为教育子女自我学习的开支等则属于扩展性教育支出；包含借读、捐助学费等在内的择校费用则被定义为选择性教育支出；未明细内容的支出费用归入其他支出。
研究结果显示，义务教育阶段，城市家庭的选择性教育支出与扩展性教育支出，已经成为家庭教育支出的主要负担，而基础性教育支出平均仅占家庭教育总支出的19.8%。
这也就是说，在义务教育阶段，城市家庭的教育支出大多数花在了课外辅导、择校等方面。在城市家庭年平均8754.4元的教育支出中，扩展性支出年平均费用为5862.8元，约占家庭教育总支出的67%。
对收入水平较高的家庭来说，这样的消费可能不算什么，但对于那些收入较低的家庭来说，这样的消费可能就会带来不小的压力。
洪明告诉记者，家庭之间教育支出水平差距很大，19.1%家庭的子女教育支出为2000元以内，而支出为9000元以上的为21.3%。也就是说，我国城市前20%家庭的教育支出为后20%家庭的4.5倍以上。这样的投入差距引起教育资源的实际分布不均。
“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之间的差距很大，政府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客观上造成了孩子受教育的起点不公平。”洪明说，怎么弥补这种不公平呢？课外辅导、择校是主要的手段。而这两种手段都需要相当的财力、权力支撑，那些弱势家庭的子女与高收入、掌握更多资源家庭的子女之间就拉开了差距。
调查显示，26.6%的家庭表示曾经支付过择校费、赞助费等教育支出，择校费用最高的达到8万元。还有一些家庭没有交纳择校费而实际择校，其中存在大量的以权择校行为。
洪明告诉记者，除了择校，课外辅导也是家长弥补教育差距的一个方法。调查中，有76%的家庭有课外辅导或培训的支出。同时参加两个课外班的占38%，参加3个课外班的占16.7%, 18.7%的学生竟然同时参加了4个或4个以上的课外班。“许多孩子有两张课程表，一张是学校的，另一张是课外班的。”
我国目前有两亿左右中小学生，按照洪明的推算，其中城市的占近一半，保守估计，我国由于学生的参观旅游、购买教辅用品、课外读物、观看演出以及课外培训等形成了大约6000亿元的市场消费额，其中各种培训消费大约为2000亿元。
“为什么教育市场越来越火？”洪明认为，正是由于富裕阶层对教育的特殊需求，拉高了教育成本，抬高了教育市场价格，使得低收入家庭为了不让下一代处于不利地位而被迫进入这个市场。一些家庭因教致贫，部分家庭因高额的教育消费而提前退出竞争。一流高校里中低收入家庭学生减少，每年高考都有大量学生退考。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的统计显示，1978~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但这一数字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今，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2010级王斯敏等几个本科生在清华2010级学生中作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17%，而那年的高考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
“市场是掐尖儿的、逐利的，政府、公益组织一定要看到弱势家庭的困难，对弱势家庭的子女作出一定的补偿，以弥补由于收入等因素造成的教育的不公平。”洪明说。
教育消费怎样才合理
对洪明来说，调查城市家庭教育消费让他看到了大多数家长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心理。
“大多数家长明白，让孩子上各种各样的课外辅导班挤占了孩子的玩的时间，可看着别人的孩子都在上辅导班，自己的孩子不上，担心将来会落后。”洪明说，家长是焦灼的，认为孩子童年幸福了，未来就不会成功。摆在绝大多数家长面前的路径就是好小学、好中学、好大学、好工作，这对家长来说是最安全，也是最简单的路子。
在调查中，他发现，越是受教育程度高的家长，其功利主义教育观念就越强，越倾向于赞同“不要输在起跑线”、“高投入高回报”等观念。
然而，并非高额教育投入就一定能带来高额回报。
辽宁某城市有个家庭，经济状况并不好，儿子考取了沈阳一所重点中学。母亲为了让儿子更好地学习，卖掉了家里的房子，陪着儿子到沈阳读书。然而儿子到了这所重点中学后成绩只是中等，母亲很不满意，结果不仅儿子闹得要跳楼，夫妻俩也闹得要离婚。
“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一些家庭已经把太多的支出押在了子女教育上。”洪明告诉记者，在美国，中产家庭的教育支出一般占家庭收入的1.6%，但在我国， 中等收入阶层家庭的教育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达到了16%，是美国的10倍。在教育上的过多消费必然会挤占家庭的其他消费，对那些贫弱家庭来说尤其危险。
而且很多家庭在教育消费中面临的困惑越来越多。
刘先生爱好广泛，女儿稍大一点，便开始教她打乒乓球、羽毛球、游泳等。但是，这一行为遭到了妻子的质疑和反对。妻子认为刘先生虽然各种运动都喜欢，也能打两下，但都是靠自己摸索的，不正规，自己教会把孩子教坏。应该把孩子送到体育馆去跟教练学，这样才能学得正规。刘先生觉得打球就是玩玩，没必要什么都找教练，但又觉得妻子说的似乎有道理，怕把孩子给教错了，于是便决定把孩子送到体育馆去学。
“我们要不要把什么都送到教育市场上去呢？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从市场上购买的教育会得到什么，同时又失去什么？”洪明说，如果我们将孩子送到专业化的市场中，孩子有可能得到相对专业的技能，而这些专业化的技能对于一个未必从事该专业的人来说可能是可有可无的。但相反，孩子将因此失去亲子之间的游戏、沟通、协调，这些无论如何都比一点点专业化的技能更重要。
不过，中国的大多家长，为了让孩子未来发展有更多可能，往往会选择把孩子送到各种各样的辅导班、培训班里。
调查显示，有28.1%的家长认为培养孩子可以“不计成本”，一半以上（57.4%）的家长依然认为教育投入是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19.4%的家长相信“高投入才能高回报”，38.3%的家长认为可以为孩子获得更好的教育“适度负债”。
本报北京3月15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