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提升实体经济竞争力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基础，是真正创造财富的经济形态。我国经济想要稳健发展，就要充分重视实体经济，大力创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环境和制度安排。

    编辑先生：

    两会之际，我听说，本次政协会上首次由三个党派联名提出的一号提案的主要内容是：“强本固基——维护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而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请问：为何总理和学者们都在关注提升实体经济竞争力的问题？

    读者 白汨茳

    实体经济是社会财富的真正载体

    经济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认为物质产品是社会的真正财富，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劳动才是生产性劳动，不生产物质财富的非生产性劳动是服务于生产性劳动的。资本主义初期，即市场经济初期的重农学派认为，作为实体经济的农业部门才是真正的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他们认为只有农业生产才会使物质财富本身增加，即使用价值的增加。而在其他部门，例如加工业、服务业，只不过把已经存在的各种物质因素重新组合，组合成一种新的产品形态或使用价值形态，并没有使物质本身增加，并没有创造财富。

    古典经济学同样认为，只有物质产品的生产才是社会经济的基础，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才是生产性劳动。当英国古典学派的先驱威廉·配第指出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的时候，指的就是物质产品的生产。亚当·斯密更是区分了不同性质的劳动，认为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才是生产性劳动，他举例说：“制造业工人的劳动，可以固定并且实现在特殊商品或可卖商品上，可以经历一些时候，不会随生随灭”。与此相反，“家仆的劳动，却不固定亦不实现在特殊物品或可卖商品上。家仆的劳动，随生随灭，要把它的价值保存起来，供日后雇佣等量劳动之用，是很困难的。”古典经济学把财富的内容扩展到了制造业，但不包括服务业。

    马克思的《资本论》通篇研究的是实体经济。马克思开宗明义地指出，“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马克思这里所讲的使用价值是作为物质产品的商品的使用价值。由这样的前提出发，马克思认为，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才是生产性劳动，其他的劳动都是非生产性劳动。马克思经济学中社会总产品的概念是与实体经济相关联的概念，具体指一个生产周期内两大部类所生产的全部产品的总和。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国民收入被严格限制在物质生产部门，即在总产品的价值中，扣除掉一年内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后余下的那部分价值，亦即当年创造的新价值，可分为V＋M两个部分。其中作为V的部分是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为自己的消费创造的价值，作为M的部分是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为社会创造的价值，是要在社会所需要的非生产部门重新分配的。马克思所研究的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都是对实体经济运行的探讨。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遵循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十分重视实体经济，不仅国民经济的核算体系由实体经济出发，所有的政策和制度安排都向实体经济倾斜，包括从事实体经济的产业工人的工资都要高于服务行业人员的工资。

    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大量的现代服务业的出现，人们对实体经济的内容有了更符合经济发展和时代要求的认识。现在我们所讲的实体经济不仅包括农业、制造业，而且还包括现代服务业。第一、二、三产业各自所占的比重取决于一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各个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以及经济发展的阶段等。

    创造物质财富的实体经济，是一国国民经济的基础。比如，德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表现良好，就是因为德国的现代制造业十分发达，而对雾里看花的金融衍生产品不感兴趣；德国的银行一直立足于为实体经济服务。我国对危机能够相对应对自如，且有足够的实力应对，也是因为我国实体经济的基础相对扎实，金融衍生产品在我们这里还不发达。

    过度的虚拟经济将失去扎实的基础

    与实体经济相对应的是虚拟经济，是指基于信用、未来收益索取权等符号经济，以及这些符号经济的反复买卖，比如华尔街的金融衍生产品。

    马克思对于虚拟经济有着十分深刻的预见性论述，这些论述有助于我们透视和理解此次由美国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

    马克思把现实资本的所有权证书即纸制复本叫做虚拟资本。纸制复本一旦作为独立的形态，就有了独立的运行，即虚拟经济。马克思指出，“作为纸制复本，这些证券只是幻想的，它们的价值额的涨落，和它们有权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完全无关，尽管它们可以作为商品来买卖，因而可以作为资本价值来流通”。马克思当时就洞察到了虚拟资本的赌博性质。他指出：“由这种所有权证书的价格变动而造成的盈亏，以及这种证书在铁路大王等人手里的集中，就其本质来说，越来越成为赌博的结果。赌博已经代替劳动，并且也代替了直接的暴力，而表现为夺取资本财产的原始方法。”

    市场经济离不开信用，信用为综合利用社会资源提供了有力的杠杆。然而，信用是以有“信用”为前提的。信用的膨胀则会导致危机——信用的膨胀过程就是一个虚拟经济的运行过程。马克思以一张520英镑的银行券为例生动地描述了这个过程：“A今天在兑付汇票时把这张银行券交给B；B在同一天用它来为C汇票贴现；C把它支付给他的银行，这个银行再把它贷给汇票经纪人等等”。在这无数的既存又贷的链条上，一个支付行为是以另一个支付行为确实无疑的进行为前提的，只要其中的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支付行为就会中断、就会产生金融危机。

    21世纪的今天，马克思所预言的虚拟资本的赌博性质在华尔街愈演愈烈，各种金融衍生产品脱离实体经济，成了“纯粹”的雾里看花。它们脱离实体经济，天马行空，终于发生了几乎波及全世界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痛定思痛，我们对虚拟经济和金融衍生产品应当有足够的重视和监管。

    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实体经济不仅能提高一国经济抗风险的能力，而且可以实实在在地惠及人民群众。怎样才能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呢？这就需要相关的制度安排。

    人们都会在给定的条件下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方案，要发展实体经济必须有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世界上成功的制造业中心德国和新加坡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坚决压低房地产价格，保持制造业的人力资源优势和创新优势。我国要发展实体经济，首先就要遏制房地产和金融产业的暴利。如果房地产和金融行业存在着暴利，就不难理解大量的资金为什么流向房地产和地下钱庄了。基本的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成熟的市场经济，或者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发挥作用的结果是利润大体平均化，当然，这需要打破垄断，使资本自由进入。

    我国旨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走到今天，进一步改革的攻坚之点就在于打破垄断。市场经济的全部魅力来自竞争，竞争需要平等的进入。垄断会遏制竞争，丧失效率，产生腐败，所以各国都有反垄断法，并严格执行。需要指出的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垄断是靠市场力量形成的，是资本积累、集中以及兼并重组的结果。我国的垄断很大程度上是靠行政力量形成的。行政力量形成的垄断背后都有着强大的保护，要打破这种垄断难度很大。这样的垄断已经影响了我国经济的正常发展，包括影响了实体经济的正常发展。因为很多被垄断的行业不能自由进入，民间资本被迫流向虚拟经济领域。当务之急是打破垄断，让民间资本平等进入。

    从市场经济的要求出发，一段时间以来国有企业的改革似乎没有多大的步伐，不仅占据领域太宽太广，而且违背了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下承担的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责，与民争利、加剧两极分化。社会上的有识之士纷纷表示不满，要反垄断就要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

    发展实体经济，不仅要重视现代服务业，重视高科技，还必须重视现代制造业，以及对传统制造业的改造。德国、日本、韩国、新加坡、意大利、以色列甚至包括美国其制造业都特别发达，享有极高的声誉。制造业不仅是发展实体经济的主力，而且涉及我们由谁装备的问题。一国经济中制造业占相当的地位，即使有了高科技，大多数情况下也是用高科技的成就装备和改造传统制造业，而不是淘汰制造业。

    当然，实体经济要发展，必须提升自己的创新能力。如果实体经济创新不够，就难以在国际市场有一席之地，也难以吸引社会资金进入。实体经济要提升创新能力，一国基础科学的发展、科研体制的改革、创新的文化都是其重要因素。就我国当前的经济状况而言，经济政策应当力推实体经济的发展，力推实体经济领域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