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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能只为陷入困境的资本（特别是投机资本）开辟道路，不能刻意为过剩的产能“创造”市场，而要把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放到解决紧迫的民生问题上来。
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国内生产总值的预期增长目标是7.5%。对此，引起了国内外的热议。因为，7.5%的增速相对于以往的增长率，有“经济增长放缓”的迹象。2011年的预测目标是8%，实际增长9.2%；过去10年和20年实际增长的平均数均为10.5%。
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人们的看法也不尽相同。肯定和赞同者有之，担心和有疑虑者亦有之，并由此揣测中国今后发展的趋势。普遍的担心和疑虑是：中国经济增长会不会“硬着陆”，会不会有持续下行乃至萎缩的风险。这里，笔者试就这些问题谈一点看法。我的基本的判断是：7.5%的预期增长目标是适当的和可行的。
科学理解“经济增长速度”
我们至少应当把握以下四个要点：
第一，不能把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社会发展画等号。经济增长速度就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年增长率。GDP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即可供最终使用的商品和劳务的价值（价格总额）。从分配的角度看问题，同时也是整个社会初次分配收入的总和。无论是物质产品还是服务（主要采取商品形式），生产性的还是非生产性的，对社会有益的还是无益的，符合科学发展的还是违背科学发展的，只要是合法的，都会进入作为社会总产出的GDP的统计范围。可见，GDP的增长不等于真实的经济增长，更不等于经济社会发展。
第二，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是由一系列客观和主观条件决定的。增长速度是在既定的社会形式和社会环境中，一系列生产力要素和社会主观能动性发挥作用的结果。虽然增长率总会有一个可能的幅度，但增长潜力是有限度的，增长率不可能是任意的，不顾经济条件拉动经济增长往往得不偿失。
第三，经济增长速度不是宏观经济的唯一目标。宏观经济目标是一个体系，经济学公认的目标主要有四个：货币（价格）稳定，经济适度增长，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在经济增长目标前加上“适度”两个字决不是多余的，而且，有些国家把货币稳定和充分就业置于经济增长目标之上。
第四，经济增长速度和GDP基数的大小有密切关系。一般来说，在基数很低的发展阶段，增长率可以比较高；但在基数已经很大的阶段，每一个百分点都代表一个很大的绝对量，因此，增长率不可能像原先那么高。由上可见，用GDP表现的经济增长速度，既不是头等重要的目标，更不是唯一的目标。
为什么要坚持7.5%的预期目标
从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和我国面临的问题来看，7.5%的预期目标是比较适宜的。7.5%的预期目标主要是由下列因素决定的：
第一，年度目标须服从于“十二五”规划的目标。“十二五”规划未来5年经济年均增长目标是7%，虽然是预期目标，但这是经过科学论证和法定程序确定下来的，决不能不当回事。在2011年的开局之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环境下已经实现9.2%，超过预期目标（8%）1.2个百分点。如果照此下去，规划目标形同虚设。根据以往的经验，今年实际执行的结果，很有可能超过7.5%。但这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从全局来看，速度超过预期目标未必一定是好事。对于经过科学论证的预期目标，不能形同虚设；对于不合理的舆论压力应当顶住。当然，7.5%是平均数，全国各地会有一定差别，不应当相互攀比。
第二，不适当的高速度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传统发展方式中，速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发展方式的反映。科学发展要求——体现以人为本，调整比例关系和产业结构，偿还对资源和环境的透支。这些都不能允许我们像以往那样继续保持很高的速度。现在，正是持续的高速增长，阻碍了发展方式的转变。
第三，发展的外部环境不容许我们继续保持更高的速度。目前，世界经济复苏的进程艰难曲折，国际金融危机和欧盟的债务危机尚未消除，我国的出口面临很大困难（今年前两个月出口仅增长6.9%，是去年平均增长率20.3%的1/3）。就国内来说，物价水平仍处于高位，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仍在继续（按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计算，2001年以来，人民币已经贬值22.7%，仅去年一年就贬值3.3%）；居民住房价格仍然没有下降到合理区间，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正处于关键阶段；“三农”问题仍然十分突出；部分重要行业产能过剩凸显；能源消费总量增长过快。这多种因素都制约了2012年的经济增长。
第四，我们必须吸取“投资拉动”的经验教训。投资拉动和“保8”的做法，至多是特殊情况下的一种权宜之计，而现在已经时过境迁。当前，权衡利弊，我们不能再提出“保8”这样的要求了，也不可能再度为了“保8”转而采取显著扩张性的经济政策。
第五，我们必须考虑到基数的大小。按当年价格计算，2011年的GDP已经是2006年的2.2倍，基数已经很大，要保持以往那样的高速度是不可能的。
从认识上澄清几个误解
笔者认为，在经济增长速度问题上，应当从认识上澄清以下几个误解。
一是认为“只有不低于8%的增长率才能解决就业问题”。经济学界有一种不成文的“核心理念”，就是，只有保持不低于8%的增长率，才能解决新增劳动力的就业和下岗职工的再就业，才能维持社会稳定。
笔者认为，这至少不能看作是一个定理。增长速度和就业的关系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会随着经济总量的增加、结构的变化、发展方式的不同、就业方式的改变而改变。靠增加投资、扩充工业增加就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高增长不一定能够带来高就业；今后增加就业，主要是靠服务业，靠内涵式发展。2007年，经济增长高达14.2%，比上年增加1.5个百分点，但新增就业仅20万人。2010年和2011年，经济增长分别为10.4%和9.2%，但新增就业却分别为1168万人和1221万人，后者反而多于前者。
二是认为“只有保持一定的通货膨胀才能有较快的经济增长”。通货膨胀是货币供应过多的表现，而这又是和大量投资相适应的。在传统的发展方式中，较快的增长速度必然导致通货膨胀；但如果反过来说，保持较快的增长不能没有一定的通货膨胀，则是颠倒了因果联系。如果转变发展方式，这种关系就不成立了。更重要的是，这种导致通货膨胀的高增长代价高，实效小，泡沫多，是不可取和不可持续的。
三是认为“中国具有9%甚至更高的经济增长潜力”。这种增长潜力显然是以传统发展方式为基础的；如果坚持科学发展，不以速度为中心，我国现在的增长潜力不可能那么大。
四是把“扩大内需”等同于扩大投资。扩大内需不等于扩大投资，而且，首先应当扩大消费需求，特别是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现在，要防止在“扩大内需”的名义下过度投资。应当按照合理的经济结构的要求，适当压缩长线，发展短线。以钢铁行业为例，鉴于长期以来钢铁行业产能严重过剩，进一步适当压缩产能是完全必要的；决不能以企业重组代替产能压缩。在这方面，“武钢养猪”的做法倒是一种新思路。
五是认为“继续实施调控住房的政策会摧垮房地产这个支柱产业”。因此要求改变调控政策，并要求放松银根。我认为，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房地产业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居民住房，这一部分所满足的是居民的基本需求，和吃饭穿衣具有相同的性质，属于民心工程，不能完全成为以赢利为目的的产业，不能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手段，不能成为一般意义的“支柱产业”，更不能成为投机资本恶炒的对象。对购买多套住房进行限制，不提供融资支持，就是为了防止把住房作为投机炒作的对象。
六是认为“我国经济有‘硬着陆’的风险”。现在，国内外学者和传媒都有人给中国出主意，为了避免“硬着陆”和经济下滑，应当调整现行的经济政策，放松银根，增加信贷投放和货币供给。这种建议值得警惕，说不定提出建议的人有的就是利益相关者。我国对增长速度的主动调整，根本不属于“硬着陆”和经济下滑，而是纠正不可持续的高速度的做法。经济政策当然可以适时微调，但现在还不是政策转向的时候。2009～2011年，流通中的货币量很大，M2/GDP都达到200%左右，过剩的货币流动性还有待消化。现在我国经济缺少的不是货币，而是市场，特别是国内的消费市场。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注入过多的货币只会导致通货膨胀和经济的泡沫化。
因此，笔者的结论是：应当积极地而不是消极地对待和落实7.5%的预期目标。落实7.5%的预期目标，不应当仅仅直观地看作是减法，而应当辩证看作是加法；不应当单纯看作是压速度，而应当看作是充实发展的内涵，使之成为转变发展方式的契机。
为此，我们应当把执行和落实7.5%的预期目标和转变发展方式结合起来。要把调整增长目标落实到更多地关注民生、调整比例关系和经济结构、推进科技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上来。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端正发展目的，不要颠倒目的和手段的关系；遵循客观规律——自然规律，经济运动规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改变经济政策被资本绑架、任凭投机资本大行其道的状况。
我们必须下决心在调低增长速度的有利条件和环境下，抓紧调整比例关系和经济结构（产出结构、需求结果、技术结构）。在物价水平、房价水平仍然处在高位的情况下，应当继续实施既定的调控政策——至少是中性的政策，而不应当转而实施扩张性的政策。我们不能只为陷入困境的资本（特别是投机资本）开辟道路，不能刻意为过剩的产能“创造”市场，而要把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放到解决紧迫的民生问题上来。
中央党校教授 陈文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