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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受任何事实证据、期限、步骤、方式等限制，在个案中又能够‘一步到位’解决问题，信访成为越来越多当事人的首选，本该是终极裁决的法律反而尴尬了。”四川鼎立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律师施杰对记者说。
在2010年全国两会上，施杰的一份关于在刑法中增设“危险驾驶罪”的提案促成了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在刑法中增设“危险驾驶罪”。他也因此被评为2011年度十大法治人物。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施杰最近则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了一个更为广义的“司法权威”问题——“信访不信法”现象的出现上。
早在2010年3月27日召开的“首届两岸四地当地政府解决行政争议机制研讨会”上，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便曾指出，“信上访不信法”不正常，领导级别越高、批示越明确，解决问题越快，信访群众越是“一窝蜂”涌向党委、政府寻求“直通车”，甚至认为“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
在年初召开的广东省两会上，“信大不信小，信上不信下，信上访不信法”等句子也在各代表团分组审议“两院”报告时被频繁使用。很多人大代表都指出，信访是“人治重于法治”。
在施杰看来，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不正常又正常的”。
他说，所谓不正常，是因为法律本身意味着终极裁定，如果对一审判决不服，也有救济渠道，可寻求二审或者抗诉。但“信访不信法”则意味着法律的权威性受损。
施杰随后强调，在现实环境下，“信访不信法”现象的存在的确有着现实合理性。比如，尽管有法定救济渠道，但是救济成本太高，门槛太高，包括申请再审或者抗诉都有很严格的要求，导致大家对案件有不服的时候，无法通过法律渠道得到妥善解决。这意味着，一场成功的诉讼能使当事人的权益得到法律上的认可，同时也可能付出相当大的成本。
据媒体报道，2009年河南南阳一农民工为讨回3.6万元的工资，打官司两年，先后找劳动仲裁委20多次，去法院60多次。为这场官司所花费的交通费就有4000元，住宿费2280元，用餐费9600元，电话费1000元，材料打印复印费200元。这场官司一共花费了1.7万多元，加上误工费，一共损失了5.3万多元。不仅没有讨回一分钱，反而还倒贴1万多元。
恰恰相反的是，由于地方政府往往将信访量纳入绩效考核，因此，如果选择走信访的途径，即使冒着问题久拖不决的风险，低成本的“诱惑”仍然让信访人心里存有一丝侥幸，“一旦到北京上访，就有可能得到有效处置，地方政府会花钱买平安。”
在刚结束不久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齐奇在浙江代表团全体会议审议“两院”工作报告时也曾建议，有必要通过完善诉讼法和公民信访的立法，实现“诉访分离”。
齐奇在审议“两院”工作报告的发言中称，涉诉信访已经成为当前法院工作的又一重大难题。终审不终、终而不结、反复交办、“信上访不信法”等现象，日趋常态化。
据此，齐奇提出建议，一是完善诉讼立法，畅通再审渠道，强化司法终结效力；二是进行信访立法，将诉讼程序已经终结、当事人仍然提出种种案外利益诉求的信访行为纳入法治轨道，建议制定相关的《信访法》，规范包括涉诉信访在内的所有信访工作。
对于该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郑鄂也不客气地指出：“现在老百姓说‘信上访不信法’，什么原因？当然有其他客观原因，但我想跟法官自身的公信力不够、权威不够是有关系的。”
施杰也有同感。据他观察，一些法官把法律当成了牟利的手段，导致公众对法律的公正性产生怀疑：“我们的法官和检察官能否真正自律，就是很现实的问题。大家觉得把案件完全交给你处理，你能不能担当此任？更致命的问题在于，权力与关系往往对司法形成无孔不入的影响，“这个案件考虑社会效果进行折中，下一个案件我的朋友来了也折中，再一个案件涉及到利益了也折中。”
施杰总结说，在几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法官就处于很尴尬的状态，法律也处于纠结的状态。而信访就成了必然结果，“党委政府就会想，不管有理没理，都要给点安抚”。
“会哭的孩子有奶喝，到最后就变成了这样的滑稽局面。”施杰感叹道，“现在的尴尬状态是，法官必须达到法律、社会和政治三个效果的统一。”施杰说，“更可悲的是，一些法官首先得讲政治效果，然后再讲社会效果，最后才讲法律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