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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中国，就像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
面对大大小小的工地，批评者埋怨的是它的混乱、无序、嘈杂；赞美者欣赏的则是它的生机与活力。
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城乡平权等意识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城里人有了尊重农民工的伦理自觉。毕竟，2011年中国农民工总数高达2.53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达1.59亿人。
但是，关于这个群体的饮食与起居、欢乐与哀愁，我们在细节上仍知之甚少：农民工的身影，往往出现在年终讨薪未果后以死相争的塔吊上，拥挤不堪的返乡列车上；或者，被点缀在城市奢侈品的巨幅广告前......
城市里那些常见的蓝色档板和围墙，将建筑工地隔绝成另一个孤独而寂寞的存在：其外，是流光溢彩的高楼、川流不息的立交桥；其内，则是因陋就简的塑料工棚、一片狼藉的建筑垃圾。
重庆市江北嘴中央商务区被定位为“长江上游金融中心”。深入这里才会发现，能住进活动板房，对于农民工来说已属高档居住条件了；不少农民工只能住在江边临时搭建的塑料棚里、桥洞里、尚未开通的隧道里，而这些“临时帐篷”大多几天或几个月后就要被拆除。常住人口近3000万的重庆市，农民工总量已超过800万。
60岁出头的喻师傅一个人住在临时搭建的塑料帐篷里，尚未开工的工地上只有他一个人，职责就是照顾那台昂贵的挖掘机。常遇到雨天，加之工地的泥地湿气较重，喻师傅免不了腰酸背疼，但他并没有埋怨：“年纪大了，干不了其他工作，照看工地和机器还是可以的。”为照看造价不菲的切割机或高价建材，不少农民工只能睡在“四壁”穿透的塑料棚里。
大多数农民工和喻师傅一样习惯了苦中作乐，他们有他们的勤勉、坚韧、乐观，有他们的尊严。
江北嘴的三洞桥是江北区四大立交桥之一，这里的3孔桥洞每孔占地100多平方米，最多时每孔住着40多人；桥洞里被工人引来了水、电，还有用帆布搭起来的公厕、澡堂。“住在这儿有重庆各个区、县来的，远的还有云南过来的。住在这里不要钱，也比临时搭建的工棚好。” 来自重庆永川区的李梅（化名）在附近一处工地打工，她放工后的乐趣之一就是同其他女工拉拉家常。
桥洞里农民工的月收入多在3000元左右，一些技术工能拿到6000多元，个别特定工种甚至能拿到8000多元。可他们也还是住桥洞，诚如李梅所言：“条件虽然比起家里是差了点，但是大家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很多人吃过苦；家里穷的，说不定老家的房子还比不上这桥洞。”这种忍耐和节省有着更重要的动力——“现在坚持一下，多存点钱好回家盖房子”、“我要给孩子赚大学学费”。
“出来打工，本来就不是来享福，而是来赚钱的。”快50岁的周师傅自十七八岁离开家乡就来这里打工，近30年里打过井、砍过石料；如今大女儿在厦门打工，小女儿快上小学了。“以前出来打工还曾遭遇过拖欠工资的情况，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工地上20元一天的伙食标准足以让周师傅心满意足，“每顿都有肉吃”。
简陋的桥洞丝毫不影响男人们放工后在简易麻将桌上大战几十回合，桌旁是他们豪饮后剩下的整箱的空啤酒瓶；“观战”的女工友紧抿嘴唇，许是发现这手牌并不好打。不远处，一位老伯正在泡脚。
另外八个大老爷们儿，则或躺或坐，津津有味地观赏着移动式DVD里的节目。这样的二手机器几百元钱就能买上一台。
在渝中区肖家湾一处工地的围墙外，来自合川区的近60岁的修鞋匠温忠福自有一番风度：皮鞋擦得锃亮，呢子外套穿得整整齐齐，干活儿时还带着袖筒，保证你在这里擦一次鞋都有超值享受。
工地上也不全是中老年人，2010年重庆850万农民工中30.8%的是30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自四川雷波县的王吉身着卡通T恤、白色沙滩鞋，这个刚刚成年的隧道开掘工必须要习惯桥洞里十多人共用的简易厕所。同龄的云南小伙张德银因为工伤而在桥洞里休养，白T恤、水磨牛仔裤、蓬松的头发，散发出工地上少有的青春与时尚气息。头顶的大日光灯，正在烘烤他的旅游鞋，也许是康复后去逛夜市时急着要穿的。
而比起绝大多数分居两地的农民工夫妇，来自云南的小夫妻王富强和杨光会无疑幸运得多：哪怕他们共同的“窝”简陋得不能再简陋，在这异乡的夜空下，彼此支撑的两个人毕竟还能相拥而眠。贤惠的杨光会给这个“家”挂上了草绿色和粉红色的帘子。也许，若干年后，孩子们就不会受他们这份苦了；也许，有一天他们在这座大城市也买得起房，开车带着儿女兜风时还可以“忆苦思甜”——指着那一栋栋灯火璀璨的高楼大厦说，那，都是你爸你妈当年一砖一瓦盖的！
摄影/刘嵩 写文/傅天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