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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作为寨子里最有出息的人，杨文学想让核桃寨有条路。
如今，这条土路正歪歪扭扭地从山脚爬上去。深深的山谷在一边，破败的村庄就在另一边。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这个寨子里，修路是“天大的事”。去年3月25日动工那天，一寨人都撇下了洋芋地，围到“挖挖机”前看热闹。
可这条总是被村民们挂在嘴边的路，看起来却寒酸极了：黄泥路面不到5米宽；一些地方积着碎石、落叶或几颗孤零零的小萝卜；还有段路被前夜的雨水冲软，人们将摩托车推上山时，就会在路面上留下七八厘米深的印痕。
杨文学梦想中的路，宽敞，平整，可以容两辆汽车交错驶过，至少也该是条水泥路。核桃寨的路距离他的目标还差得远。但现在，他只能看着那段路躺在山坡上，一点办法也没有。
其实，杨文学只是省城贵阳的一个“背篼”——那种背着箩筐在城里转悠、时刻准备卖力气的人。每将200斤的水泥背上三楼，他能赚到5毛钱。
外出打工后，前几年赚的钱变成了老家的一栋房子。之后的8年，他又攒下了13万元。
如今，这个37岁的农民工用自己的全部积蓄为核桃寨修了一条路——一条2500多米的“烂路”。
望山跑死猪
核桃寨里有核桃树、梧桐树，有一年一熟的苞米和洋芋，就是没有一条像样的路。
祖祖辈辈生长在这山里的人，踏出了一些一人多宽的小路。它们多在山崖边，孩子们走惯了，甚至能挥着竹竿在上面放牛。
不过，想要走出寨子，人们得翻两座山，有时没路了，面前是一面近乎直角的山壁，村民就扒着突出一点的岩石块小心翼翼地爬过去。
核桃寨就这样被困在山里。
从这里到达距离最近的汽车站，需要先用40多分钟下山，然后再在碎石遍布、几乎很少有车经过的通村公路上步行将近两个小时，最后才能到达。这是他们通往外面世界的唯一路径。
没有一辆汽车能开到寨里，甚至马车也不行。在杨文学的土路修通前，整个寨子连一辆摩托车都没有。山上所有生活必需品，都得由村民一点点背上去。
“好小的时候就开始在山上背粪了。”杨文学站在家乡的山上回忆。几十年过去了，情况一点也没有发生改变。杨文学说这话的时候，一个不到10岁的小男孩正背着整筐粪球爬上来。他穿着不合身的迷彩服，头发乱糟糟的，鞋子已经被泥巴糊住了，看不出本来的颜色。
到了冬天，这里的温度降至零下，在外打工的儿女们会将钱寄回老家，让父母买一车煤过冬。可是，把煤搬回寨子却是个浩大的工程。
货车司机一路颠簸着开来，只负责将煤卸在通村公路的尽头。随后，买煤的那家就要喊上全寨的劳力去帮忙。几十个人一起背，穿山谷，上陡坡，每人背七八个来回，要将近8个小时才能将一冬天用的3吨煤运完。
背煤的这一天，主人家总得招待两三顿饭。饭菜只有山里人每天吃的那几样——苞谷粒磨成粉末后制成的苞谷饭、酸菜豆米，条件好些的人家，还会切点年猪肉。
杨文学偏着头数了数，一年里，这样背煤的日子总有七八十天。他的邻居，45岁的杨贵昌则计算着，每背一趟煤，他至少得在路上歇9次。
“通路了，就有车了嘛！有车我们就再不费力了嘛！”杨贵昌大声说。但随后他又摇摇头补充了一句，“我们这里，没见过车！”
没车进来，更没车出去。每户年产近万斤的苞谷和洋芋，只能跟着农民们待在这没什么出路的村庄。人们留够了口粮，剩下的一部分喂了猪，另一部分干脆就烂在地里。谁都知道，集上的洋芋能卖1元一斤。可没有车，谁也送不走这么多粮食。
在这里的土地上，人们就算再勤劳肯干，也没有收入和存款。
杨文学还记得，寨子里曾经有人想赶猪去集上卖，结果，猪在翻山的路上累死了。
怕是这辈子通不了路了
路，是寨子里的人们最常说起的话题。因此，当去年正月十五杨文学独自一人回到老家时，他毫不意外地在父母的土坯房里再次听人提起。
几个过来探望杨文学的老人与他一起围坐在火炉桌前，每人面前都摆着杯苞谷酒。大家谈了一个多小时后，话题就落在了“路”上。
“我们这里还是需要修条路。”有人说。
另外一个老人叹了口气，“难，怕是这辈子通不了路了。”
在老人们看来，如果有人来牵头修路，最可能就是杨文学。因为至少在核桃寨里，他的存款数量“算得上最多的”。
还在1998年的时候，杨文学就离开了贫穷的村庄。他先是去昆明当建筑工人，但是那里的活路并不好找。一年之后，他到六盘水的小煤窑背煤。在煤窑里，工人们只能弓着身子爬行。或许是受到每吨煤15块钱“高工资”的激励，杨文学在洞里面“背得可凶”，一天能背出来6吨。运气好的时候，他被分在离洞口近的地方，每天能背接近10吨。
只要隔3个小时能吃上一顿馒头，这个身高1.6米的男人就觉得很满足了。他在煤窑里工作了一年半，直到有一天，他把一筐煤背出来不久，身后就传来“轰”一声巨响，煤窑塌了。从此他再也不敢做这样危险的活儿了。
12年前，杨文学成了贵阳的“背篼”。他怕“和人抢不过”，不敢进城中心，就一直生活在城郊的望城坡。
他使用的背篓是从老家带过来的。为了防止藤条将后背割伤，妻子特意用化肥袋子缝制了一个厚厚的背垫。在做“背篼”最初的几年里，每天清早6点多，杨文学就已经站在街边等活路了。他背过各种建筑材料，也背过冰箱和保险柜。背砖的时候，一摞砖头从背篓里斜伸出来，他只能弯着腰、叉着手往前走。在他看来，背水泥是最好的活儿，每背200斤水泥上三楼，就能赚到5毛钱，如果是背到五楼，“那可就有两块钱了”，他非常满意地说。
后来，他将妻子和4个孩子从乡下接到贵阳，妻子也当起了“背篼”。
靠着这些肩扛手抬的活儿，他们每月能赚五六千元。不过，这一家六口小心翼翼地使用每一分钱。他们住在城郊的一幢“农民房”里，从聚满“背篼”的天桥上走下来，穿过一片垃圾堆就到。这不是栋结实的建筑，以至于邻居家有人跺脚，整个一层地板都跟着发颤。
不过，两间房仅收月租200元，这就是让杨文学满意的地方。即使是白天，这个家也黑乎乎的，只有来客人的时候才拉亮一个灯泡。他今年从乡下背来的腊肉，挂在布满霉斑的墙上。地上堆着用化肥袋子装着的洋芋，那也是他从核桃寨背过来的。
去年年末，小偷掰弯了窗上的铁栏杆，溜进来，从睡着的杨文学身边偷走了200块钱。这让杨文学心疼坏了，因此，他除了从老家背回了吃食，还带回了一只看门狗。
即便在贵阳过着如此窘迫的日子，他仍觉得，这比寨子里的生活好多了。
或许正因如此，去年正月十五那天，老人们在杨文学面前端起了酒杯，叹息着，“就是缺个牵头的人啊……”
刚刚攒下13万元的杨文学沉默了一会儿，又喝下了两杯苞谷酒，然后拍了下桌子，说：“我来修。”
要是没路，修了房子也没意思
那是个突如其来的念头，杨文学承认。他回忆起，自己此前从来没有动过一次修路的想法。
这绝不是个轻松的工程。此前的十几年间，政府曾经不止一次地想要把“串寨路”修好，有一次甚至已经将路段按组别分派给当地百姓，由政府买材料，百姓“投工投劳”，但最后仍然不了了之。
而在去年元宵节以前，杨文学也从未想过自己会与修路有什么关系。那时，这个揣着几千块钱回寨子的男人的首要任务，是把老家的房子装修好。
房子是在2008年砌起来的，一切建筑材料都要雇人从山下背上来。在村里，这算得上一栋顶气派的房子。灰砖垒成了二层楼，一楼是厅堂和厨房，二楼则隔出了三室一厅，明亮宽敞。按照城市的习惯，杨文学甚至曾经考虑要不要在屋内搞出一个“卫生间”。
今年2月8日，当杨文学再次回到这座新房时，他指着二楼的房间说：“喏，这两间是给孩子的，另外一间是我和老婆的卧室。”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表情神气极了，脚下却踩着满地的砂土，和横七竖八倒在地上的木材。
“走，再上楼顶看看，我搭了个‘炮楼’。”他冲记者比划着。不过，楼顶堆满了落叶，不知是谁将婴儿的衣服晾在了这座疏于照料的房子顶上。
每过农历新年时，他会回到这座房子里来看看，然后在临走时小心地用一张胶合板挡上空荡荡的门洞。但对于房子的一切梦想，很快就让位于“路”了。
就在他拍着桌子决定修路的那天晚上，和孩子们待在贵阳的妻子接到了杨文学的电话：“我要在老家修路，多晃几天再回贵阳。”
“挖路是个好大的事情，咱家那些钱，也修不起啊！”妻子着急了。
“要是没有路，修了房子也没意思。”杨文学并不动摇。更何况，他的父母也巴望着修路。父亲已经61岁了，按照村里的传统，一户人家要背煤，全村每家人就都得出一个劳力。儿子不在身边，杨文学的老父亲就得像其他人一样，每年总有七八十天耗在背煤的路上。
第二天一早，杨文学就找寨上几位“主要人物”说了自己的想法。这个只有初中学历的农民工回忆起，他们甚至没有画过一张图，只是“站在半山腰指了指”，就确定了整个路径。
山坡上将劈出这样一条路来：以寨子最远端为尽头，穿过杉树林，从山上一路弯弯转转，最后停在山脚一道四五米深的沟谷前。冬天，这里没有水，满地都是旁边小学的孩子们丢弃的火腿肠包装纸；到了夏天，几十厘米深的河水就会从这里流过。杨文学打算在山谷前修一道石桥，让车子从山谷那边一直驶进村寨。
十几年前,杨文学初中毕业回到寨子里来，曾做过3年生产组长，组织全寨人去修通村公路。除了这些遥远的记忆外，他再没有一点关于“修路”的经验了。对于这个37岁的男人来说，这是一项十分陌生的工程，以至于刚开始时，他甚至说不准自己最后大概得掏出多少钱，耗掉多少时间。
难题很快就来了。路从山谷过来，先要经过熊家寨两户人家的山地，才能进入核桃寨。乡政府给第一家出了6000元，协调其借出地方，可第二户人家却怎么也不答应，说是万一路修不成，不白搭了家里的土地？最后，杨文学只好承诺自己会掏出21000元“买路钱”。
钱，钱，钱，钱，没钱了
根据寨子里风水先生的说法，杨文学选在2011年3月25日开工。
镇上黄色的挖掘机从那条坑坑洼洼的通村公路上开过来，临近山谷将要越过第一道沟坎时，差点翻车。不过，人们仍然相信这是一个好日子，几十米长的鞭炮在地面炸响，烟雾弥漫了小半个山谷。
背着婴儿的母亲、正在地里栽洋芋的老人、满山奔跑的孩子都被吸引了过来。就连一只黄狗也围在那里打转。
“我想用5万到10万元左右，先把这条路修通。”杨文学穿着一身新西装，一本正经地回答着前去采访的县电视台记者。
此前一天，这个因为“没好多知识”不敢去银行存钱的农民工，从贵阳家里的衣柜里取出了两万块钱，装进背包，然后一路抱紧背包回到核桃寨。“当时除了请挖掘机，我不晓得还要干吗。”杨文学说，他一直以为“把路挖开，把桥随便一砌，应该就可以了”。
于是，他把钱留在寨上，又继续回贵阳做工赚钱。
57岁的大哥杨文书在寨子里帮忙打理这一切。在一个黑色笔记本上，他用钢笔写下了一页很简单的明细：
“杨文学付修路现金记：2011年3月25日，20000元；4月9日，60000元；4月17日，30000元；5月3日，20000元。共计130000元，支付总计123950元。”
以上这4天，大概就是杨文学揣着“巨款”回到核桃寨的日子。而其余的时间里，他都在贵阳继续自己的“背篼”生活。
正因如此，这条路诞生的很多时刻，杨文学都是缺席者。他并没有看到，几百米的巨石堆如何被打洞、埋炸药，再轰隆隆地炸个粉碎；他也没有看到，挖掘机挖坏了暴露在山林里的水管，一个穿粉色运动服的小女孩在山下装满水，将白色的塑料水桶用两根绳子系在身上，以一种类似鸵鸟的姿势缓慢地爬上山。
杨文学的存款变得越来越少。3个孩子上了半年英语补习班后，已经交不起补课费了。他们委屈地告诉妈妈：“老师总让我们去办公室。”
像很多孩子一样，过年是他们最高兴的日子。但是在河滨公园的游乐设施外，当他们想进去玩时，妈妈扯住了他们的衣服，“票太贵了，咱们就在外面看看吧。”
杨文学直到现在还记得，娃儿生病去住院，医生让交1000元的押金，可他们那时身上仅有借来的500元。好说歹说住上了院，几天过后孩子病稍好，他就“把孩子偷出来跑了”。
如果按照原有的生活轨迹发展，这家人的日子不该过成这样。杨文学脑筋转得快，懂得如何做生意。每次被雇去背货后，临走前，他总是一边展开皱巴巴的人民币，一边笑呵呵地问一句：“老板，你留个我电话吧，下次要背东西还找我。”
这种殷勤带来了回头客。如今，他已经不需要站在大街上“等活路”了。只要每天早上打开手机，活路就会找到他。
或者，当工地的工头要雇人卸下一车砖头时，其他“背篼”总是争先恐后、蜂拥而上。只有杨文学首先想到和工头谈谈“卸一整车的价钱”。价钱谈拢后，他再像个“工头”似地分包给其他“背篼”。
2006年的时候，他甚至花1.5万元买下了一台水泥搅拌机，有时出租给工地，一天就能赚个100多块钱。
但从开始修路那一天起，钱就像自来水一样哗啦啦地流出去。挖掘机每天要拿走2000元，如果从村子里雇人铲石、整路，还要每天给出50元。
“给他们自己修路，寨子里的人还要钱，你不难受？”旁人诧异地问。
“那也没得办法。”杨文学低着头小声说，“有些家有工出，有些家在外头打工没工出，不给钱怕不公平。”
仅仅就在开工后的一个半月，5月3日，他将最后一笔两万元带回老家，只给妻子和孩子留下了几千元周转的钱。
没过几天，核桃寨的路停工了。
给修路凑点钱吧
停工前，2.5公里的路已经出来了形状。
“这里就是我修的路。”杨文学站在山上，像个将军似的把手臂挥动了半圈。
路，像条带子似的绕着这座山，最宽的地方仅够两辆车紧挨着交错而过，最窄的地方不到两米。即便如此，自打这条路挖开后，摩托车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在核桃寨。当然，遇到沟沟坎坎的时候，骑士还是得喊上两三个人一起把车抬过去。
去年5月份的一场大雨，冲着石头从山上砸下来。已经回到贵阳的杨文学当晚就接到了乡亲的电话：“下大雨，到处垮完啦！”
如今，大大小小的石头就竖在路面上。“原来好好的路，现在出坑了。心疼得很呦，但还是没办法。”他别扭地笑了一下。
核桃寨的路已经停工10个月了。可当杨文学走在这条路上，还是习惯像个规划师那样到处比划。
他拍了拍一侧的山壁，“这段都得修上堡坎，要不下大雨就塌。”
“还得砌边沟。”他笃定地指着地面，边沟可以防止雨水淹没路面。
随后，他又让身边的记者往地势较低的地方看。除了斜坡上的一片树林，那里再看不到什么了，可杨文学知道，里面还藏着3户人家。那些更加偏僻的人家曾经找到他，希望“既然修路，就绕点道把这边也修上”。如果接下来还能动工，杨文学就打算把路接到那里。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把路从石头里扒出来。”杨文学认真地说，似乎忘了脚下的路已经停工很久了。
被迫停下来时，工程正修到横跨沟谷的那座桥。在那之前几天，杨文学刚刚从镇上买来了10多方石头。穿斗车把石头直接倒进了沟谷，村民们再从谷里把它们抬上来。人们已经砌好了桥墩，但6米长的桥终究没能架起来。
县交通局派人来看过一次，发现即便把桥修好，对面的山坡也太陡了，车根本无法开上去。唯一的办法是放弃这个桥墩，在位置更高的地方修一座20米的桥，通往对面的山坡。
搭在石桥上的两万多元就这样打了水漂。杨文学没钱了，修路也就停下了。因为“可惜那些石头，怕大水一来就把它们冲走”，他还是让村民把石头从山谷里抬到路面上。随后，他回到了贵阳。
但这一次，他并非独自一人回到城市。与他一起的，是20多个也想去城里“闯世界”的乡亲。与杨文学一样，他们都当起了“背篼”。
当人们聚在杨文学在贵阳的家里时，同寨里不太爱说话的杨国志开了腔：“杨文学也有娃儿有老婆，我们能帮点就帮点，给修路凑点钱吧。”在这间昏暗的屋子里，大部分人都表示了同意。
在他们自己看来，这并不算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决定。他们每天聚在工地附近，等着帮建筑工地卸货，或帮老太太背菜。有时，等活儿要远远超过干活儿的时间，他们就将背篓放倒，坐在上面，抽着烟，有一搭无一搭地聊天。
每当他们把1元、5元的纸币攒到100元时，就会从中拿出一部分，交给杨文学。
为此，杨文学特意到市中心人民广场地下的大超市里买了本黑皮的“现金日记账”，并在第一页工工整整地写下，“组团背篼捐款名单”。
“2011年5月份，杨文章20，杨文勇20，杨国志20，李买全20……”根据乡亲们自己的要求，他们每个人都在自己那笔捐款后歪歪扭扭地签下名字，并按了红指印。
但这样的时间并不长。当账簿只写了6页，时间只过了一个月，钱款仅仅累计到1480元时，杨文学就和乡亲们同时意识到，这个行动已经难以继续了。“他们刚来贵阳，路不熟，根本找不到活路。”
一些人选择返回村寨，另外十几个人则决定留下来。不过，扣除房租、伙食费和寄给家里的钱，他们几乎也没什么结余了。
核桃寨的路，又失去了希望。
路，对贵州人来说最最重要的东西
在以“八山一水一分田”著称的贵州，对路的渴望并不是件稀罕事。
就在杨文学修路失败的几个月后，共青团贵州省委发起的公益项目“春晖行动”的工作人员在当地晚报上发现了这条新闻。随后，春晖行动发展基金会计划拨款10万元到团县委，作为项目资金资助杨文学修路。
一位工作人员发现，在这个以“反哺故土”为理念的项目里，“修路的项目几乎超过70%，很多地方根本就没有路，可路对贵州人来说，又是最最重要的东西”。
贵州师范大学的大四学生吕琦，出生在威宁县吕家河村，那里与杨文学所在的织金县同属毕节。与核桃寨一样，吕家河村也被“困”在一座山上。人们下国道后，必须过一片沼泽，再上陡坡，才能到达村庄。
一到下雨天，这条泥巴路就垮了，车轮陷进去40多厘米深。即便天晴的时候，路也难走。如果想用拖拉机往村里运送建筑材料，必须十来个人一路将拖拉机推上坡。
后来，“春晖行动”资助给这个年轻人5万元，他又与弟弟、同学一起在贵阳寻到90多万元的赞助。如今，从吕家河村通往国道的水泥路，马上就要修成了。
相比之下，核桃寨通路更显得遥遥无期。春晖的10万元并不够他修起那座桥。
可是杨文学还没打算放弃，他始终念念不忘这条路。去年年末，他在背背篼的时候，听说自己的主顾有朋友认识省公路局的人，就想方设法求人带自己去公路局求助。
这一次，事情比想象中顺利得多。去年12月27日，当地报纸刊登了这样的消息：贵州省公路局决定于近日立项，拨付专款15万元用于核桃寨修路。如今，这笔钱已经打到县交通局的账上。修桥的钱够了，只等杨文学找到一家有资质的单位进行设计。
“贵州也已经开春了，说不定，下个月我们就能动工！”3月27日，杨文学这样说道。
其实，早在2月里，杨文学的大哥杨文书就在寨子里召集了一个会议。核桃寨人现在的想法是，“只要政府出钱，我们就出劳力”。
杨文学觉得，路终归是能通的。
不过，一切还远未到结束的时刻，“修好这条路，我还希望能平一平接着村口的通村公路，路好了，就能有车来回跑了。”
前段时间，同样执著于修路的吕琦来到核桃寨。看着杨文学的这条路，他估算着，“要全修好，怕是要上百万。”
旁人善意地提醒杨文学，想想自己那可怜的钱包。但他总是一脸轻松地回答：“钱不够，我去赚嘛，边修边赚。”
说这话的时候，杨文学正站在自家尚未装修的新房门口。他为核桃寨修的路，打房子背后的斜上方山坡通过。从这条路到他家，还要在陡峭的土坡上绕几个来回。这条路，最终并没有通到杨文学自己的家。
“这里太陡，实在没法修路了。”他只笑着说。
本报记者 赵涵漠 白皓文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