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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着天气好，得赶紧做育秧的准备了。”一脸黝黑的章彬斌站在田间，双手还沾满黄泥巴。
章彬斌，1983年出生，浙江台州市黄岩区人，目前在黄岩和湖北、安徽承包6000多亩土地种植水稻，去年仅向国家交售的粮食就超过130万斤。而在此前，章彬斌是黄岩院桥土管所的一名工作人员。
“舍弃机关走向田间，完全是受惠农政策吸引的结果。”章彬斌2005年大学毕业，拥有法律和经济管理双学位的他进了黄岩院桥土管所，这是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还是公务员编制。但章彬斌说，这不是他喜欢的工作。
2009年1月，中央1号文件《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的出台，燃起了章彬斌创业的激情。就在这一年，他辞去土管所工作，贷款19万元，承包168亩土地，成了与父亲一样的农民。
回到田间的章彬斌明白，父辈传统的耕作方式已无法适应现代生活方式，现代农业需要走的是现代化、规模化经营之路。因此，章彬斌一开始就买来农业机械，采用机械化生产，搞规模经营。他还买来农业方面的书籍自学，遇到问题也不像父辈那样凭经验找答案，而是上网求助，遇到难治的病虫害，则把秧苗带回家，通过摄像头让市里的农业专家现场视频解答。他还时刻关注着网上发布的最新信息。
付出得到了回报。当年，章彬斌所种水稻的亩产就比父亲种的田翻了一倍，净赚30多万元。
第二年，他的水稻种植面积扩大到300多亩，第三年扩大到600多亩，水稻生产也实现了从育秧、插秧、病虫害防治、施肥，到收割、烘干的全程机械化。
在章彬斌看来，种粮应该能致富，这除了时代进步、农业科技水平提高等因素，“还因为国家农业政策的‘给力’”。
章彬斌给记者细算了一笔账：早稻的每亩生产成本包括土地承包费、种子、农药、化肥、人工等在950元左右，亩收入1050元，每亩净收入100元；但政府补贴这一块，国家加上省、市、区里每亩就有580元，因此算上补贴这一块，年收入四五十万元不成问题。
“如果没有政府的补贴支持，种粮并不是性价比高的行业。”章彬斌说，收割最忙的时候，白天忙排工，晚上自己操作机器，一个星期才睡13个小时。
“除了辛苦，目前农业还是个靠天吃饭的行业，风险不可控。”章彬斌说，2010年育秧季节，因为一个寒流，他育好的6亩秧苗只剩下一亩可用，“不得已只能改为直播，误了季节，影响了产量。”而到了收割季节，收割前3天的一场大雨，350亩早稻被淹，损失20多万元，“虽然有了农业保险，但只获赔5万元。”
章彬斌碰到的另一个难题是资金。目前，章彬斌的投入已有150多万元，但大多是亲戚朋友的借款，“因为怕有风险，银行不给贷款”。
章彬斌很想建一个智能化的育秧大棚、一个烘干中心，估计共需投入200万元，但还有50万元的缺口。为此，章彬斌跑遍当地的几家银行，但没有一家答应。
尽管如此，章彬斌依然看好粮食种植的前途。几年的磨炼，章彬斌已成了维修农机的行家里手。而2010年的那两次遭遇，让章彬斌体会到，要化解农业风险，一靠扩大种植规模，二要探索新型的种植模式。
去年，章彬斌试着引来山上的水，不用农药不施肥，靠防虫网和杀虫灯，试种了30亩原生态水稻，尽管亩产只有200公斤，但这种原生态大米尚未收割就被订购一空，还卖出了160元一公斤的高价。
这让章彬斌看到了生态农业的巨大前景。他计划建立从水稻种植到经济作物再到畜牧养殖的循环农业产业链，并创立自己的品牌。今年他承包的土地已扩大到6000多亩。
“在希望的田野上，年轻人的身影似乎在远去。”章彬斌说，在台州，能像自己这样以农业劳动为职业的年轻人屈指可数。他希望能有更多的农业优惠贷款和更完善的惠农服务，让年轻人都能在田野上看到希望。
本报记者 董碧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