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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遗属白敬成和他的老伴端坐在门前的小板凳上，身后是老两口住了一辈子的房子，50平方米不到的土坯房，逼仄简陋。
屋外春光明媚，屋内阴暗潮湿。白敬成和老伴走进屋内，摸到床头拽着一根灯绳往下一拉，借助昏暗的灯光，白敬成走向角落里的一个木箱，把上面的杂物挪开，从箱子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一张经过认真装裱的革命烈士证明书。
白敬成的父亲白品交在80年前的石城阻击战中光荣牺牲。1983年补办革命烈士证明书，上面写着“给予一次性抚恤金68元”等。“这是政府没有忘记我们呐！”白敬成用客家话反复念叨着。
老人所在的江西省石城县小松镇白家寨常住36户村民，有5户是烈士遗属。小松镇党委书记黄勇鹏向中国青年报记者介绍，石城县是当年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的前线，全县有1.6万人参加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结束后仅存活62人。
在白敬成老人所在的白家寨，记者看到96%的房屋是有着几十年历史的土坯房，残壁断垣，破败不堪。村民们的生活用水全部来自村里的一口老井，井里漂浮着杂质和蠕动的小虫。黄勇鹏说，井水被送去检测，被测出大肠杆菌严重超标，还有颗粒粉尘超标，不干净的水源很可能是村里肝癌等病频发的原因之一。
瑞金市小林村的樟坑小组坐落在大山深处，记者在崎岖坎坷的山石路上颠簸近两个小时，才走进这个贫穷的深山村落。当年村里的青壮年劳力都参加了红军，全村仅存15户人家。“村里的年轻人走了之后，这个村子就败落了。”烈士遗属邱太连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钟同炳老人坐在自家的木质楼梯上，木然地看着远方。
他身旁的门板上还留着“跟毛主席走，听共产党话”等斑驳字迹。他的父亲钟运梁和叔叔钟运春在他出生后不久便参加红军，“1934年北上无音讯”。他对父亲的所有印象，仅仅停留在一纸薄薄的革命烈士证明书上。作为烈士遗属的他，同样在1983年得到政府的一次性抚恤金68元。
在瑞金市云石乡的敬老院里，也住着126位生活困难的烈士遗属和五保老人。敬老院的其中一栋楼是由乡政府办公大楼改造而成，土木结构的建筑因年久失修，二楼已成了危房不能再住人。
院长告诉记者，敬老院的全部经费只够老人们吃饭，危房的修缮和重建因为没钱只能是一推再推。
据史料记载，上世纪30年代，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赣南人民以极大的革命热情，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大量青壮年抛家弃子踊跃参军。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红军总数为8.7万人，其中赣南籍红军就达5万余人，赣州市有名有姓的烈士10.82万人，长征路上平均每公里就有3名赣南籍烈士倒下，该市现有烈士遗属（烈士的父母、配偶、子女）55043人，其中，只有13.27%的烈士遗属因为孤老、残疾或者无正式工作单位等原因，享受到国家的抚恤补助，其余大部分居住在农村的烈士遗属，无法享受到国家补助。
有70%以上的烈属因为自身没有能力改善住房条件，仍居住在农村简陋危旧的土坯房中。年老体弱的他们又普遍患有慢性疾病，尽管参加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但由于自身经济承受能力相对较差，因病致贫成为普遍现象。
由于赣南老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长期滞后，拮据的地方财政下拨的社会救助资金难以覆盖全部救助对象。在2011年，赣州市投入社会救助资金不足7亿元，资金年缺口达到两亿元，而为数不多的社会福利院对于庞大的烈士遗属群体的救助，也是杯水车薪。
记者从《赣南苏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调查报告》中看到这样一组数据：赣州市的革命烈士遗属、退伍老红军和红军失散人员遗属，以及在乡复员军人遗孀共计8万余人，至今未享受到国家抚恤补助待遇。这些群体大多出生在第二次革命战争期间，从小便生活在战乱和贫苦的年代，未能受到父母较好的抚养和良好的文化教育。如今，他们已步入迟暮之年，丧失基本的劳动能力，子女赡养能力差，这三类特殊群体的生活仅凭地方财政补给，其力度难以确保。
苏区时期的光辉历程，给赣南留下永恒的丰碑，但战争带来的深重创伤，却给烈士遗属们的生活造成巨大的现实压力。国家在救助政策上的空白，更是让这三类特殊群体的生活陷入贫苦而无法自拔。
在采访中，中国青年报记者获悉，中央苏区的所在地赣州市已经于2011年7月摸底调查，争取今年让烈士遗属们都能享受到每个月130元的抚恤补助。
本报记者 李菁莹 校媒记者 范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