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村官如何“走在正道上”

    自打开始从事农村拆迁工作，江苏省常州市南夏墅街道戴家头村村主任、大学生村官冯冠华就给自己“上了根弦”——千万不能“犯错误”。

    他曾听过一些教训：某街道拆迁办主任，因为帮朋友“套面积”而被撤职审查判刑；附近村的老村支书因为拆迁的事儿“进去了”；自己刚上任那会儿结识的某街道办工作人员，也在拆迁问题上栽了跟头。

    “总以为大学生村官肯定不会犯这种错误，没想到……”一周前，四川省简阳市一名25岁女大学生村官的经历给小冯上了一堂“印象最深、最贴近”的课。据报道，女大学生村官辜某在征地拆迁工作中，利用职权帮助亲戚、朋友多丈量房屋和地面附着物，套取国家征地补偿款80余万元，并从中获取“回扣”，最终被判入狱5年。

    此事引起了各地从事过或者正在从事农村拆迁工作的大学生村官的关注，处在最容易出现经济问题的拆迁工作的风口浪尖，刚刚跨出校门的大学生村官如何“自保”？

    丈量“地面附着物”，“小村官”面临诸多“为难”

    冯冠华在拆迁工作组中负责“地面附着物”的测量，相较于辜某负责的房屋面积测量工作，小冯负责的这块工作“弹性更大”。

    地面附着物包括村民栽种的树木、农作物，自己开挖的池塘等，“多算一两棵树，多算一两亩池塘面积，都不容易被查出来。”

    小冯说，“弹性最大”、也是人为干预测量可能性最大的要数“葡萄园测量”，这种“测量”不仅要求工作人员丈量葡萄园面积，还要求对所栽种葡萄的成色、品种、年份进行“鉴定”，并以此作为拆除补偿的定价依据。

    从理论上说，只要拆迁户“摆平”负责测量的工作人员，可以给自家种植的普通未成熟葡萄定上优质陈年葡萄的价格。由于戴家头村葡萄种植面积广，一旦出现测量人员“放水”的情况，每户村民拆迁补偿款的价差可能少则几十万元，多则一两百万元。

    实际操作过程中，小冯也的确遇到过不少主动跟自己套近乎的村民，“都是乡里乡亲的，从小看着我长大的村民，总不能为这事儿撕破脸吧？”

    每当遇到这种情况，小冯总是牢牢抓住一条“底线”——我可以帮你卖树、帮你卖葡萄，甚至可以帮你搬家当苦力，但在测量问题上，只能按国家定的规矩来。

    他曾在一天内火急火燎地帮助一户年迈的村民“处理”了价值数千元的树木；也曾全程帮助一对老夫妻领取拆迁款，陪他们穿梭于数家银行之间，并将新房钥匙送到其家门口。

    “这些体力活儿我都能干，既不得罪村民，也不犯错误。”小冯说。

    一个重要的制度背景是，戴家头村的征迁有一个“五位一体”的拆迁制度。所有涉及村民重大经济利益的事项，比如房屋、附着物丈量、补偿核算等，都必须由拆迁公司、评估公司、审计公司、街道工作组、村委会派代表全程参与。

    也就是说，在测量过程中，小冯最多只能算是村委会代表，另外4人也都全程参与。此外，还有自发闻讯前来监督的其他村民。

    2010年，小冯参与了戴家头村12个生产大队200多户人家的拆迁工作，历时3个月，没有一户村民因拆迁补偿“不公平”上告。被拆迁的农户中，也包括小冯自己家，“轮到我家测量地面附着物时，村支书、老百姓都专程过来看着，生怕有什么特殊待遇。”

    刚出校门的村官能否避开“高风险”工作？

    重庆市渝北区龙兴镇天堡村书记助理、大学生村官熬世杰走出校门才一个多月，就从村里被调去拆迁办公室。至今，他已在拆迁办工作超过半年。

    在他看来，像大学生村官辜某那样，在拆迁工作中，自己一不小心就会犯经济错误，“尤其是村官，在村里多少都有些亲戚，很多人以为只是帮帮亲戚，结果就会栽跟头。”

    小熬觉得，像自己这样刚跨出校门的大学生村官，不宜被放在拆迁工作中最容易出问题的房屋测量、地面附着物测量等岗位上，“这些都是‘高风险’岗位，组织部门安排时，可以尽量避免把大学生村官推上去。”

    这一点，龙兴镇组织部门就特别注意。从去年下半年至今，该镇下辖的大部分社区、农村都陆续拆迁，而所有参与拆迁工作的大学生村官，均被安排在综合组、内业组等文职岗位上，外业组（负责测量、搬迁等工作的小组，记者注）几乎没有安排一名大学生村官。

    “外业组都是干了10多年的老干部，这也是组织部门对大学生村官的一种保护。”即便是在综合组，小熬也时常会遇到同事、朋友介绍来的亲戚，希望他在制作材料时“帮帮忙”。为此，小熬也得罪了一些人。

    一些之前关系不错的朋友，因为拆迁的事儿，现在对小熬有些冷淡，“帮忙改数据是肯定不行的，明明不是优惠户却改成优惠户的事情也不能做。”这种两难情况下，小熬唯一能承诺的就是“尽量帮你把材料弄得规范些”。

    看到女大学生村官辜某获刑的报道，温州市洞头县金岙村党支部副书记、大学生村官谢炳希叹了一口气说：“报道中也说了，不止她一个人这么干，身边那么多人都这么干，大氛围下只能靠她自身抵御诱惑的能力撑着。”

    谢炳希认为，建立一套相对科学的拆迁监督机制，才是保护大学生村官最好的方法，“大家都没问题的情况下，我相信以大学生村官的素质,她也不会带头骗补偿；但在周围人都有问题的情况下，大学生村官犯错的风险明显就大很多，因为她刚出校门，还没什么见识和阅历。”

    组织部官员回应：农村拆迁依旧是锻炼村官的“好平台”

    宿迁市委组织部综干处处长杨卫国在给各个乡镇、区县布置大学生村官管理工作时，一般都会提醒基层组织干部，尽量不要让刚从学校毕业、新进的大学生村官从事出纳、会计等村级财务管理工作，而是多让他们从事社会管理创新、农技推广、养老保险统筹等工作。

    “刚出校门的大学生，阅历、经历都不够，但他们又是未来农村工作的希望所在，组织部门要培养他，应该一步一步来。”杨卫国说，如果有一套比较完善的拆迁监督机制的话，直接把大学生村官放在所谓的“高风险”岗位上，也未尝不可，“拆迁本身就是一件锻炼人的事，只要制度完善，让大学生村官去一线负责测量、补偿定价也是可以的。但前提是，监督机制一定要完善。”

    杨卫国说，在监督机制尚不够完善的条件下，那些刚从大学校门走出来的大学生村官有可能会被人利用，“会不会有人利用大学生法制观念不够完善、比较单纯，故意让他从事这些敏感工作？”

    据悉，宿迁市目前已将农村党风廉政建设、预防职务犯罪的相关法律知识等，纳入大学生村官学习培训的“必修课”范畴。

    3个月的拆迁工作，确实给常州村官冯冠华带去了较大的提升。3个月内，他不得不每天往农户家里跑，挨家挨户地做工作、唠家常，“我就是在这3个月里，集中把全村所有人都认识了，对每家的情况都有了深入了解。”

    拆迁过程中，小冯对每一户村民家庭的认识不仅局限在“打个招呼”的层面，他连每户人家兄妹、父子、夫妻之间的微妙利益关系都摸得一清二楚，各种过去可能只在电视剧里看到过的矛盾，他都处理过。

    “不能因噎废食，一个大学生村官出了问题，不可能就把拆迁这么好的一个锻炼平台给抹杀掉。”已经当上村主任的小冯提醒未来的大学生村官们，遇事“多算亲情账、经济账和政治账”，“一旦犯错误，就什么都没有了。”